如果说将自己生活经验以及经验背后的逻辑最大程度的书写出来是一个文学家最基本的使命，那么梁鸿在拿起笔走进乡村时就是很自觉的带着这种使命感而进行的创作。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研究社会如何记忆时，曾在《论集体记忆》中写到: “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4](P60)梁鸿重返故土重拾属于她个体的独特记忆，这是她的情感冲动，也是她自我精神的完成，属于自我的原始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现阶段，梁鸿笔下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值得社会学家深入研究。

二 隐喻

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一种修饰美，而且是我们对世界分类的思维过程的基本成分，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5]胡壮麟认为，隐喻的甲乙两个所指项是长期存在于人的先验的意识形态的集合，不属于偶然性的范畴。细读梁鸿的作品，无论是章节标题还是文本内容，笔者认为隐喻与梁鸿的作品有种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梁鸿利用修辞学对乡村中国进行了怎样的哲学思考，这对挖掘中国当代农村问题深层原因有着启发性作用。

 “废墟”是梁鸿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之一，隐喻着乡村内部结构的坍塌，具体体现在新型”农民-土地”关系与新型“出走-归来”模式。 “老屋”、“坑塘”、“枣树”、“灶台”等众多元素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废墟”这个大集合，也成为承载一个村庄历史命运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结构,对其解读是理解作品的关键。

一方面，梁鸿在行走中关注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一种连续且不可控的变更，在力求还原她所看到的真实的同时，梁鸿带着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些微的怜悯书写着那片土地的衰朽和颓废,在自然景物的映衬渲染下，以一座座“老屋”为辐射呈现出废墟的荒凉：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炉，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等”。[6]（P29）“枣树”是“老屋”的附属品，如果说“老屋”是一种人为的自然法则，那么“枣树”则是天然的人情关系。记忆中“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兴旺繁盛已经被时间替换成了“一大半的身躯干枯着”的稀疏衰老，曾经的“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的一片欢乐已经在“我们都离开家”之后模糊成了一派死寂。不难发现，村庄里无论是人为的伦理关系还是自然的人情关系，都呈现出颓唐的景象。文献综述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中的大量“出走”描写使“出走”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巴金《家》中的觉慧、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在他们身上的“出走”是一种追求个性解放，意味着一个新生个体的可能性，同时代表着与之对立的旧文化的分崩离析。而梁鸿笔下的一代代打工者，军哥、小柱、贤生之流像一道道支流流入北京、西安、内蒙古、深圳等城市，不惜生死、无意成败。他们身上的“出走”仅仅是一种细微如盖一幢体面的新房子从而搬离老屋的求生意志，他们非但没有成为一个新生个体的可能性，反而成为处于“乡村-城市”中间地带的中间人的尴尬地带。他们会在特定的节日短暂地“归来”，或者在干不动的年纪“被归来”。前者的“归来”为整个乡村营造出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生机勃勃，然而在仓促而必然的离别来临时，整个村庄“犹如被突然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梁庄被赤裸裸地晾晒在阳光底下，疲乏、苍老又丑陋”[7]（P49）；后者的“归来”对村庄而言无关痛痒，如堂伯家的儿子，他带着从城市归来的优越感和对村庄一尘不变的看不起，陪着村庄一起进行着细微的裂变。诚如梁鸿在书中所言，他们“终究要离开，终究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