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知青文学一般总是具有悲剧性或荒诞性的调子，常见压抑性的灰暗，或者夸张的崇高。”[2]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怀旧情感大多都是单调的，而《日夜书》不再受既往知青文学单一的主导性情感或是某种论述风格所主导，而是努力展现出极为丰富的、多元化的知青生活。他不仅突破了既往的知青写作，也突破了自我的知青写作。

可以把韩少功前后期的小说创作的思路作一个比较，会发现他那从感叹历史苦难到反思现实当下的变化，不得不让人寻思。《日夜书》是一部描写知青的作品，也是一部反知青的作品，内容中也透露出反抗作者本人曾创作过的知青小说。韩少功以往的作品大部分以回忆知青时期的生活为主，如《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都是属于知青文学。而在新世纪创作的这本《日夜书》中，虽然还是描写了当时的农村形象，讲述了知识青年下乡的点点滴滴，但是重点刻画的是知青返回城市后的人生走向。不只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后代都受到这段白马湖经历的影响。在往细致里说，《日夜书》从精英知青的集体经验中脱离开来，展现出前期知青小说中未曾展现过的各类知青事件，抑或是生活场景，也有各个不同特色的知青人物。这本书里面所描写的艰难困苦、贫穷落后的生活，没有让他们自怨自艾，而返城后富足且多姿多彩的生活却让他们迷失了自己。这不仅是作者对知青经验给这些知青留下的“知青后遗症”的感慨，同时也直视和反思那些返回到城市以后的知青所遭遇到的许多的困难和挫折。因此，《日夜书》也可以说是“后”知青文学。这也是韩少功前后期的知青小说表现出来的最大差异。《日夜书》创作时，韩少功已经处于中老年时期了，书中写了自己的知青经验，所以这部作品也更像一部回忆录，这在他前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体现过。

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一直以来，韩少功的小说都把重点放在人物性格特点的塑造方面。他通过人物故事来剖析当时的人性与社会现状，再从那时的社会引申到当下的社会中去，体现了作者在新世纪回望过去，又在过去展望现在的复杂情感。《日夜书》是以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中心，作者运用发散性思维，通过人物间内在与外在的联系，形成了横纵交错的单元格。可以把这复杂的时空交织看做棋盘，再把人物故事看成棋子，棋子的落脚点总是棋盘上横竖两条线的焦点。黑子和白子的对弈过程也是《日夜书》中人物的创作过程。文献综述

首先要提的“我”和马涛算是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我们”两个的形象完全不同，“我”所寻求的实实在在与马涛所寻求虚无缥缈正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虽然,“我”曾是马涛的追随者，我们的性格特点完全相反，但是“我们”的人生遭遇却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小说中的马涛和‘我’，就像《红楼梦》中‘薛黛合一’一般，是现实/历史语境中‘人’之处境命运的象征。”[3] “我”是鄙俗的，表面上在官场混迹得顺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的内心经常处在紧张和焦虑之中。而慷慨激昂的马涛，也并不见得能够被俗世所接受承认，他的思想主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能接受的——入狱，到美国后也四处碰壁。马涛嘲讽大家都不了解他。既实现不了理想，世俗的生活也总是不能让人畅怀。“对于更多的知青来说，下乡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需要读书的年代下乡，回到城市再重新就业，学习生存的技能，再和比自己年轻五六岁的同代人来竞争，他们明显处于劣势。” [4]对于这个现状，有的人选择接受，在命运的捉弄下继续前行；有的人选择了逃避，去追求那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放荡不羁。书中的“我”陶小布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这种原则贯穿了“我”的知青时代和当下时代。知青下乡与其说是体验生活不如说是思想改造。这段知青经验对他的影响很大，导致他刻板严谨，不懂得变通，不能够接受官场里的不良作风。他对陆学文到哪都要拍马屁的不苟同；也不能接受陆学文以帮笑月进入电视台来与他同伙的建议，渐渐地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也不知道是自己远离了别人还是被别人远离了，只能选择离开。马涛是典型的“知青后遗症患者”。他并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只是一个从铁窗里走出来的思想家，不仅有较高的文化知识，还有政治变革雄心壮志，更有社会革新的使命。但是后来的马涛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只有满嘴理论，不切实际，能力低下并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鬼，是他的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性格给家人甚至朋友引来灾难。“知识分子的身上经常流着小资血脉。小资擅长愿望与姿态，具有极大的文化能量，但拙于行动，拙于持久的、繁琐的、摸爬滚打和精雕细刻的务实性建设。” [5]这不正是对马涛的最好诠释吗？在知青那个年代马涛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到哪都是领导者，有一大群崇拜者，又受到许多的夸耀与赞叹，致使他一直活在领导世界的幻想中，不曾对自己过去所遭遇的一切进行认真而全面的深思和反省。马涛就这样蜕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多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