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丝锦市、绸绢市、麻布行等主要商品贸易交换市场都集中在漕河边。外地产品与本地手工业产品，都是凭借着运河输入输出。明人张瀚曾说杭州“桑麻遍野，其茧丝棉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琦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3]这段话主要说明了明代杭州丝绸业由于漕河所带来的兴盛，销路之广。江南漕河沿线的丝绸市场中，尤以杭州丝绸最为著名，杭州丝绸厂常年出产绸、锦、缎、绫、纺等各种织物。这些织物大多轻柔俊逸，华丽雍容。“吴兴独务本力，故蚕丝物业饶于薄海，他郡邑咸藉以毕用，而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 [4]。杭州丝绸在明朝早已名声远扬，杭州因此而被冠以“丝绸之府”的美称。东南区域出产的丝绸贸易货物，大部分凭借着京杭大运河运往北部地区。因此在当时漕河北部地区沿线的城乡市场上到处可见南方贩卖来的江南丝绸以及丝绸商人。如直隶河间府区域，山东东昌府的高唐县，往往都能看到南方地区（如杭州，苏州）的丝绸商人。此外沿着运河沿线的张秋镇，也有经销江南丝绸的绸缎行。商业名城临清也得力于南方地区丝绸发展的繁荣，成为江北地区最大的布匹、丝绸中转贸易中心。聚集了73家布庄，32家绸缎庄，布匹每年售出量在百万匹以上，绸缎的销售量也十分显著。

杭州丝绸业与杭州城的发展无不得力于运河，在于杭州丝绸业与明代漕运、运河通塞之间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漕运对杭州丝绸业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本文关于探析明代漕运对杭州丝绸业的影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更好地研究明代漕运对杭州丝绸业的影响问题，对明代漕运与杭州丝绸业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整理尤为重要。从研究综述成果来看，和明代漕运方面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有关于明代漕运对杭州丝绸业影响的研究还是较为薄弱，只能从中循到一些头绪却缺少条理性，无法形成一个体系，大多数学者还是从宏观的方向去讨论运河漕运，而很少注重其中细微的联系，尤其是杭州丝绸业与明漕运的联系问题研究的还是不够深入，依旧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是以尚未取得完备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对明代漕运对杭州丝绸业的影响进行一定的梳理整合、研究，期望能为漕运与杭州丝绸业发展研究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漕运奠定了明杭州丝绸业发展的基础

明初，自迁都于北京后，“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明王朝逐渐呈现出江南经济重心区与北方政治重心区空间距离上彼此分离的经济格局。在陆路运输、海陆运输、水路运输等诸多运输方式中,漕运被明王朝用作连接南北区域的经济桥梁，京城每年都靠江南地区的漕运以供给大量的粮食。“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5]，一直以来明王朝把漕运都看作为“国之大计”。漕运是否可以成功实施，与明王朝的安危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明王朝的众多国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明漕运起初走的是海道。朱棣迁到北京后，转漕运到东南方向，开始水陆兼用，并协助以海运，但因为陆路太过于劳民，海运又时常有倭寇，于是下诏修会通河。会通河修好后，海运和陆运相继停止，明朝正式改为专心经营河运，“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 [6]。在治理好会通河同时，平江伯陈瑄治理江淮间河道也成功了，在一定程度上使会通河的水源问题得到了解决。漕河运输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标志着明代漕河运输水平的普遍提高。“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7]“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8]，“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9] 。明代的漕粮供给着京城文武百官和卫戍军队的消费，明王朝将漕粮的正常供给视为京师安危之所在。是以它的重要性就决定了明王朝颁布的漕运政策必然会有着其独特性。在于“解京粮料,务征本色,责令原金解户,亲自管解,不许折收价银”[10]，征收的必须是粮食。“国家岁漕江南米四百万石以给京师,有兑运,有支运,其兑运若有灾伤减免,则为改补,务不失原额”[11]，征收的粮食必须要满足规定的数目。“东南财赋,京师之所仰给,起征、兑运皆不可缓”[12]，有严格的上交时间, “漕运粮征收,开兑,俱有定期,载在议单,至为详备。”[13]如此越是严格的硬性规定就越是造就了它隐藏在其中微妙的可变性。许多活动便依附着漕运为主体而展开。原因在于此时的京杭大运河几乎承担了明代大部分漕运，漕运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漕河中不可避免会有大量的漕粮运输，而明代漕粮的运输负担主要由江南地区劳动人民承担，这些运输负担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运输力役；二是运输耗费。运输力役即劳动人民需要亲自前往，运输这些粮食，运输耗费则是劳动人民在运输粮食途中的耗费由本人负担。这两项负担集中在江南地区劳动人民身上，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赋税和力役负担。年成不好时，农业生产遇到极大的损害,粮食会大批量的减收或者是没有收成,但这种形势下依旧让纳户按时按数量上缴,纳户只能买米上缴。弘治年,户部尚书叶淇曾曰:“苏松诸府,连岁荒款,民买漕米,每石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岁供宣大二边粮料,每石亦银一两”[14]。另外江南地区是以种植水稻为主,水稻的丰收依赖着水利的修治,水利兴，则丰收，水利废，则歉收。顾炎武曾说过:“自水利不修,邑中种稻之田,不能什一,”粮食的生产数量迅速减少,漕粮都从境外买来。[15]因此漕运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活跃着商业活动。而且因为当时实行海禁政策，改道京杭大运河的船只逐渐增多，原先只能凭借海运或绕道其他地方才可进行贸易的客商，于是纷纷取道“大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