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耶路撒冷》的精彩之处又绝不仅仅是他的骨架与血肉，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内核，那种属于灵魂的东西。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向心”的叙述，“通过这样‘向心’的书写，作者把人内心的无限性书写出来。”[7] 小说从“返乡”开始，通过这种“向心”开始回忆，回忆他们当初的“出走”，一点一点抽丝剥茧，一步一步往前推，这些年让他们都无法释怀的究竟是什么？直到景天赐在小说中出现，他们“出走”的最初原因才渐明，这些年内心最隐秘的世界才浮出水面。初平阳一直无法忘怀的是当年天赐自杀，他没有及时将他送进医院，错过了救命的十分钟。秦福小亲眼目睹弟弟的自杀，内心一直都无法释怀，她觉得自己没有及时制止是有罪的，乃至会有一种时光错乱感，经常梦到当年天赐自杀的一幕幕血腥的场面。杨杰、易长安都觉得天赐的死多多少少和自己有关，天赐的死多多少少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下心理阴影，这是他们内心的一个死结。天赐死后，他们用对秦福小的好来救赎自我，掩盖内心的愧疚；秦福小却选择了出走，在四处流浪中进行自我惩罚和救赎。他们一边背负着，一边又在逃避着。直至有一天“内心里的路越绕越少，越绕越没得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 [8]（P239）这时候，他们选择了面对自己的内心，这些年的背负、困顿、缺失、遗憾、挣扎一下都被说出，与此同时也都得到救赎。只有勇于面对自我，才能更好的找回自我，以便今后更好的“到世界去”。这是一种从内心的“耶路撒冷”到世界的“耶路撒冷”的旅程，是一种精神上的找寻，是从个人到集体、到社会的一种探寻方式。把个人放在前面书写，而家乡的变化，翠宝宝纪念馆的建立，花街的变迁都成了最广阔的背景，把人置身于社会之中，展现个人的精神风貌，个人是具体的他们每一个人，又是代表的他们所有人。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生活最终呈现的又是个人生活的状态，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不同的是“社会生活只是起一个参与作用，不是决定性作用”。[9] 只是参与了进来而已。

“在徐则臣看来，故乡和世界的关系在不断置换，由绝对的地理空间变成心理空间。所谓‘到世界去’，就是不断地离乡、返乡，直到抵达内心最安妥的地方。也许找了一圈，世界就在家门口。”[10]《耶路撒冷》独特的结构恰恰又更方便了小说精神内核的表达。在小说中他极力表现的是初平阳他们几个人所发生的事情，遇到的问题。在专栏中他不断强调“我们这一代”“所谓的70后”，让我们看到小说更深广的一面，是他们几个，更是这一代人，正如宁肯所说：“他小说所描述的世界是—个对语性质的，也就是说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它也在评论这个世界”。[11] 作家一面在书写这个时代，一面又把眼光放到了世界，注意到了与时代与世界的联系，思考着70后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和出路，正是其可贵的地方。

由于当时中国正经历着转型、改革，现实与过去的交错，城市与农村的认知，全球化的席卷，70后一代是最充分的时代感受者。相比上一代，他们更敢于到世界去；相比下一代，又更固守乡土。“《耶路撒冷》是作者重新思考现代性、传统乡土、文化与个体生命经验的精神炼狱。”[12]小说恳切却不虚华，宽厚但不迁就，勇于直面70后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徐则臣尝试寻找消除现代精神焦虑的方法，在现今出现重大改变的文化格局中，返乡模式再次成为常用小说叙事，徐则臣敢于剖析自我，通过一个长篇来表现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通过平视的视角表现时代特点和气质，真实表现出个体在自我人生遭遇中感受到的命运飘零感，同时这展现的也是70后他们这个群体在大时代中的群体失落感。全球化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世界让我们有些应接不暇，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全速变化，传统伦理道德与价值出现混乱加上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而让我们的生活出现混乱，孤独感、无所依从感、无方向感席卷而来，这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在大时代中避无可避的宿命。初平阳等人就像是我们熟悉的身边人，他们在一个叫做《耶路撒冷》的大世界中书写各自的人生，作为青年个体的他们又被琐碎物质生活左右着，忙碌奔波却又碌碌无为而深感苦恼，其实他们就是70后的真实写照，由此徐则臣写出了这一代人的生存状况与困顿。“如果说一直以来徐则臣的文风以质朴内敛取胜，那么《耶路撒冷》则无疑带着落拓江湖君莫问的飘逸和旷达，一路为中国青年智识者正名——庙堂家国与市井江湖都在一代人冷眼热心的胸襟里荡气回肠。”[13]初平阳在小说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存在，在当下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初平阳完全是独特的存在，即使回到家乡是要卖掉大和堂也不愿是被商业政治利用，对翠宝宝纪念馆中虚与委蛇所表现出的厌弃，面对教堂即将被拆除而勇于挺身而出，这都展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认知与自觉，徐则臣也成功突破了自我的写作模式，一改之前内敛的方式通过记忆的方式来承担起属于他们的责任，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本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