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社会被迫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主动揭开了彻底清算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序幕，中国由此开始了社会现代化，文学创作局面焕然一新。现代社会的出走潮流始于“五四”时期，“五四”是个启蒙的时代，呼吁个性解放。于是一批“五四”青年在反封建的旗帜下走出家门。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沉重的，男权社会用缠足这一陋习限制了女性身体上的行走，又用“三纲五常”、“男尊女卑” 、“男外女内”等一整套的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从道德、精神上禁锢女性的心灵，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种被软囚禁的状态。辛亥从身体上解放了女性，而“五四”运动从精神上解放了女性（虽然解放的范围和程度较为有限）。另外1918年“娜拉的出走”轰动一时,娜拉不仅成为了女性解放的代名词，还成了个人解放的代名词，娜拉的“出走”与“出走”的娜拉深深地吸引着急切地要求表达自己的人们。众多作家受到鼓舞后开始模仿,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娜拉的姊妹。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走的女性有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芸仙(杜衡《海笑着》)、子君（鲁迅《伤逝》）、朱丽君（张资平《红雾》）、青柳（叶灵凤《爱的讲座》）、淑英（巴金《春》）、梦珂与莎菲等（丁玲《梦珂》、《沙菲女士的日记》）。这种时代主题对女性的影响是深远的，茅盾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中的梅行素、杨沫50年代后期创作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也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从旧家庭出走，只是她们的出发点一样而归宿不同。“五四”娜拉们以争取婚姻自由始，也以追求家庭幸福终。而梅行素、林道静则以参加实现个人价值终，用发展的眼光看，到底也是进步了。当然，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出走”书写并不局限于女性，男性的出走也很常见，只是从出走的动机来看，女性的出走多是“独善其身型”，而男性的出走多是“兼济天下型”，因而有着家国、话语下的宏观叙事味道。萧红《生死场》里的农民王二直柱、老舍《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便是因抗日而出走的形象。

经过思想启蒙、民族解放运动、阶级斗争等一系列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时代主题影响，到了80年代，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新的出走者形象。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影响下，一批乡村子弟告别乡村走向城市。如金狗（贾平凹《浮躁》）、巧英（郑义《老井》）、高加林与孙少平（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音宝力格和杨平、土木勒（张承志《黑骏马》、《青草》、《金牧场》）等。这些出走者出走的动机较为单一，多是被现代城市文明吸引，厌倦乡村的落后、贫穷、封闭，因而想尽办法逃离乡村。不过从孙少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精神气质，可谓是80年代带给我们的惊喜。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在时代“共名”下进行创作，塑造了一批因爱情之名、之名、文明之名出走的人物形象。但时代“共名”为作家提供创作素材、创作主旨的同时也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终身大事》、《伤逝》、《红雾》、《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几乎都是婚恋、性爱题材，未能超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出走”书写，只是增添了“五四”的时代气息。这些题材所表现的个体反抗家庭、社会习俗、封建专制的主题，也是模仿、因袭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出走”书写。而现实中爱情与婚姻并不稳固与牢靠的事实被忽略，并在作品中将其神圣化、诗意化。这些“出走”书写的题材和主题也显示了现代作家在深层的思维模式、视界上，仍然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