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路叛军中，明帝最重视的是对东部叛军的讨伐。自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下，主要到达东南地区尤其是三吴地区。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很强大的士族门阀势力，而且他们又有自己的武装，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参与反叛，力量不容小觑。此外三吴地区有很好的地理、经济、物质条件，人口密集，兵员充足，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叛军的势力。而且东部作为建康政权的后方，东部不平，也无法安心平定其他叛军。所以对其它几路叛军的重视，便延缓了对北部地区的平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北部势力的扩张，加深了对北部地区的破坏。

薛安都在当时势力颇盛，是北部叛军的核心人物。其他北部叛军如毕众敬在四方反叛之初，本是受明帝之命到兖州募人，但行至彭城后，“刺史薛安都召与密谋，云：‘晋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当共卿为计西从。’乃矫彧命，以众敬行兖州事，众敬从之”[4]。之后毕众敬便杀了原兖州刺史殷孝祖，统领兖州同薛安都一起反叛。如青州刺史沈文秀反叛时，“时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勋，遣使报文秀，以四方齐举，劝令同逆，文秀即令弥之等回应安都”[1]。再如冀州刺史崔道固，薛安都响应子勋反叛后，明帝欲任命崔道固为徐州刺史以取代薛安都，崔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军主傅灵越率众赴安都”[1]。正如傅灵越所说“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5]。安都子侄宗人都是武勇豪侠之辈，安都举兵后，薛索儿、薛道智等薛氏子侄宗人为其核心支柱，因此被傅灵越批评道“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5]。

二、宋失淮北之始——薛安都降魏

泰始二年（466年）八月，刘子勋政权灭亡。经过泰始之乱，青徐集团开始全面介入

刘宋政治。但是由于政治混乱，青徐集团势力遭到极大地削弱，动摇了刘宋在淮北的统治，直接影响了刘宋末期的政治形势。

此种局势下，以薛安都为首的北部叛军都向朝廷请降。包括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毕众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宝珍。明帝认为四方以平定，有意向北部叛军展示朝廷军威，“遣张永、沈攸之以重军迎之。安都谓既已归顺，不应遣重兵，惧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虏。”[1]终致薛安都以彭城叛投北魏，青徐重镇落于北魏之手。此外，“刘宋内乱以及由此而致青徐集团势力的中衰”也是青徐沦陷的重要原因之一[11]。论文网

关于薛安都降魏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魏书·薛安都传》曰：“彧遣将张永讨安都，安都遣使来降，请兵救援。”再根据《宋书·蔡兴宗传》记载，当时明帝遣重兵迎薛安都时，蔡兴宗曾劝道：“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即安所莅，不过须单使及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叛臣衅重，必宜翦戮，则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据强地，密迩边关，考之国计，忧宜驯养。如其遂叛，将生旰食之忧。彭城险固，兵强将勇，围之既难，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虑，臣为朝廷忧之。”明帝不以为然，又转问萧道成的意见，萧道成答到：“安都才识不足，狡猾有余。若长辔缓御，则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将惧而为计，恐非国之利也。”明帝却认为“众军猛锐，何往不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2] 薛安都为雍州集团主将，势力十分强盛，其军事实力受到明帝的忌惮。由此可见，彻底铲除薛安都的势力才是明帝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