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的电影文学观及其启示

一

严歌苓是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在学界备受关注。随着影视传媒技术的发展,她的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比如陆犯焉识赴宴者寄居者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少女小渔等。那么,严歌苓的小说为什么屡屡被导演看中?概括说来,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论文网,从小说的内容和写作的对象来说,她比较注重对女性叙事。情爱纠葛。底层人物以及身体欲望的书写。第九个寡妇扶桑分别写的是寡妇与妓女的故事,少女小渔橙血等写的都是边缘人物,人寰中14岁女孩的青春期性意识,寄居者红罗裙栗色头发不同种族的异国婚恋……所有这些都具备了满足大众欲望期待的目的。其次,从小说的情节结构来看,严歌苓的小说富有动势的情节“。小姨多鹤中多鹤在战争中被丢失,随后被拐卖,继而被迫成婚生子,接着又被丈夫遗弃,被亲生儿子辱骂等,一系列的情节险象环生,扣人心弦。寄居者中我“与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演绎也是环环相扣。第三,从描述场景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极具戏剧性。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主人公田苏菲下乡回来,为了让二岁的女儿高兴,买了玩具火车。她想要给女儿一个惊喜,特意藏在楼的拐角处,等女儿出现的时候放出去。但鸣笛的声音不仅没让女儿高兴,反而把女儿吓得大哭。雌性的草地上柯丹被狼团团围住千钧一发之际,叔叔跑马飞来。然后便是叔叔与狼的一番鏖战……这些戏剧性的情节为小说增添了动态感与可读性。第四,画面感。严歌苓的写作很强调画面感和动作性,而且赋之以色彩。她说:写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色香味俱全的东西,所以能出现那些很形象的画面,我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1]在扶桑中严歌苓设置了古战场的画面,主人公扶桑乘船在滔滔江水上,悠悠吹奏苏武牧羊,人寰中我“在乡村的西瓜地里和叔叔漫步,雌性的草地中茫茫的草原,少女小渔中火车站的嘈杂,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的恐慌,方月饼里中秋节的夜晚,我的独自相思……一张张画面引人眼球。第五,造型与特写。从造型性的写作手法来说,红罗裙中:七十二岁的丈夫浑然赤裸……他似乎竭力维护着他那珍奇的一次雄性证明。“[2]橙血中阿贤背着粗粗的长辫登上梯子摘橙子。魔旦中阿枚在舞台上挥起长长的水袖……某一种动作画面便定格在某一个瞬间。严歌苓这样表述: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受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3]雌性的草地中拿着向日葵出场的小点儿,几次侧影描写后才正式对她描摹刻画。这不仅在叙事节奏上形成一种回环复沓的错致风格,而且突出人物形象的生成过程。

对于自己小说的影视化表达以及被改编为影视的现实,严歌苓并不避讳。一方面,是她对电影本身的热爱,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无论心情多么差,看电影就会好起来。另一方面,是电影给她本人带来的丰厚收益。[4]为了现实中更体面的生活,所有的方式都是手段,其实最终还是为了写小说。但最重要的是,她认为,影视会反哺文学。电影观众的增加,会扩大知名度,就会增加小说的读者,对于推广小说来说,这未尝不是一条好路径。[5]

二

不过,在电影和小说之间,严歌苓觉得不可相提并论。她认为电影有优越于小说的地方,比如视觉感。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你看到一块皮肤冒出汗珠的那种感觉,文字一写就俗了。“[6]视觉感官给人的某种震动,是在一刹那之间,理性是在感官之后的。当然,在肯定电影有优越于小说的地方的同时,她也认为这是对文学衰落的一种无可奈何“。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矛盾的判断呢?

自电影产生以来,它被认为是大众化的产物,不断地遭到有识之士的攻讦。因为电影是一种影像的技术,是一种视觉艺术,是一种画面平移。它吸引大众的眼球,剥夺人的大脑思考力。很多批评家认为看电影使人昏昏欲睡,犹如吸精神鸦片。然而,仔细考察,这种批评大都依据西方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的观点,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电影是文化工业的一种形式,是统治者用来进行权力垄断的工具,是欺骗群众的启蒙“。这样的论据看起来既合理又无懈可击,但这种论断的提出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这一阶段有着深广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今天直接用来批判中国的大众文化,在时空上显然是错位的。在中国的影视传播,目前正处于热潮。陶东风认为所谓大众还是精英,具有特殊的语境与国情,根本问题不在电影本身,而是公民价值标准的问题。在中国特殊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观众究竟持有什么样的世俗价值观,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可以得出,不是电影带来了多少负面影响,而是我们如何看待它。从这个角度来看严歌苓对电影的看法,严歌苓多次表明,要吸取影视文化中的正能量,来推动小说的传播。而且,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力,他们并非就是被动的,在电影中同样可以得到情感宣泄与精神的净化。小说与电影之间是互动的。合作的。台湾著名小说作家白先勇曾说:小说和电影都是我喜欢的艺术“,小说文字再灵活,描述的也只是一种平面的效果,无法和电影的立体效果相比。“[7]

当然,这里并没有把电影与小说等同,它们属于不同的两种文学范畴,影像与文字截然不同,它们各自追求的内容和风格都迥异。不过,严歌苓也谈到过,她的小说和由小说而改编的电影,电影的影响要大得多,流传得也很广。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很难摆脱使命感。无论怎样的嬉笑怒骂,玩世不恭,可是骨子眼里都是理想主义者,嬉笑怒骂往往是掩饰理想主义。“[8]可见,在小说创作与电影编剧之间,严歌苓仍然选择前者,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是电影中不可能表现出来的。白先勇也谈到过,有的小说就适合拍成电影,有的就不适合。比如,战争与和平拍成电影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而飘拍的电影比小说还好。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境况,我们又该作何评说?三

长期以来,无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占据着统领地位。把电影与小说对立起来,其实质是雅与俗。大众与精英观念的对立所致。以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为例,朱大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血腥的场面,而秦淮河是风尘女子所在,截然不同的场景怎么可能联系在一起呢?他认为:把南京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9]

那么,金陵十三钗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呢?

严歌苓多次强调,她的写作是着眼于人性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10]。严歌苓在新移民文学作家中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她对人性的独特表达,她善于选择诸如战争时期。文革“年代。移居国外等极致“环境,然后描写这些环境中的人性,多鹤。扶桑。王葡萄。小渔等都是非正常环境中的女性,多少人在极致环境中暴露出自己的丑恶人性,但她们的身上皆闪烁着人性的光辉“。金陵十三钗也不例外,其中13个妓女不仅处于特殊境遇中,而且身份也非常极致“,那么,这样的女性是否就没有了人性?事实恰恰相反,千钧之际,她们挺身而出,闪现出了心灵深处善良的一面,是人性的光辉“的闪现。爱国不是口号,某种时候,也来自于人性,来自柔弱躯体之内,闪光的心灵。有关妓女的形象,我们今天已经为她们翻案,妓女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情色“。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也并不一定要还原现场。海外华人在回望历史中,她们对历史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很在意,她们所追问的是人性深度和作为人本身的价值何在?只要保有善良之人性,即使妓女也呈现出特别的魅力。但这种不在意“,不是忘却,那份沉重感依然存在。同样是评论金陵十三钗的另一位批评家洪治纲,把这部作品与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安魂曲放在一起来评,他说: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南京大屠杀并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一次偶然偏离或‘损伤’,而是文明内部自身潜藏着的一种特殊产物,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启蒙理想的颠覆和解构。南京大屠杀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这三部海外作家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构了这场人性灾难的集体记忆,它是民族性的,更是人类性的。……在整体上,它们都体现了创作主题直面尖锐历史的精神姿态,并在人道主义的视野中,质询了现代文明内部潜藏的巨大危机。同时,它们对中国大陆作家的抗日战争书写,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11]

显然,从人性。人道主义来分析,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价值含量便凸显无疑了。值得指出的是,朱大可评的是电影,洪治纲评的是小说。为什么同样内容的故事,电影和小说就有了天壤之别?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评论者批评的视角不同,一个从严肃历史的角度来评说,一个从人性。人道。人类性的角度来阐述。另一方面,当然就是人们对电影与小说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持高下鉴别。而这种不同大都带有一种先见性的观念,即重小说轻电影,而这种观念的背后便是长期以来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思维所致。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长期居于国外,他们(她们)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理解了然于心,并已自觉地改变了对事对物思考和判断的思维方式。他们(她们)远离了故土却又心系故乡,但在反观历史的时候,更多的是运用已经变换了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其结果便少了纠缠与纷争,多了冷静与宽容。严歌苓的小说与电影可以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主题的两种表达,一个作家的两种风格。小说在追求厚重内质的同时,电影技巧的运用会使之更富有色彩;反之,电影在表现光影丽彩之时,也要表达具有深度和力度的内容。一个作家对两种艺术方式的运用,会使之小说越来越丰富,电影越来越走俏,这是对当下小说家与电影编剧的有益启示。

论严歌苓的电影文学观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