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研究

“议程设置”研究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基本假设的检验、寻找偶发条件、议程的扩展以及探究影响媒介议程的因素。上述四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泾渭分明、断然分割,而是呈现一定的交叉性和重叠性。[4]

在第一阶段中，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和社会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第一次做出了新闻媒介能够影响公众议题的假设。第二阶段,研究者开始关注为什么某些受众比其他人更愿意接受大众媒介设置的议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是议程扩展的阶段,研究者将议程设置效果的研究扩展到了竞选者形象、选民对竞选的兴趣等政治因素上。第四阶段的议程设置研究已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项转为因变项。

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者经过近30年的具体研究,深化和发展了议程设置的假设和理论,使之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认识社会和大众传播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信息的传播、告知、选择等问题的研究富于启迪作用。但是,由于它本身尚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这一学说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5]

笔者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是通过“假设-实践”的方式研究得来，虽然其本身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一理论对媒介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随着微时代的到来，新媒介的兴起，议程设置理论的作用效果虽然有所削弱，但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对于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和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效果。

（四）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改变研究文献综述

新媒介环境即由网络与大众传媒共同构建的媒介环境。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如下改变：

议程设置主体由大众传媒单方面地为公众设置议题转变为公众和媒体（包括传统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体）共同为公众设置议题。

议程设置效果强度被增强。旧的媒介环境下，大众传媒议程设置效果的显现要在几天之后，存在着“时间差”或“时滞”。在新媒介环境中，一个敏感的话题一发出，很快就会得到上万人的浏览、成百上千人的回帖或跟帖，一旦媒体给予议题回应，公众议题便迅速形成，大大缩短了议程设置的过程。[6]

此外，议程设置功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网络媒体具有给传统媒体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此外，网络对于普通受众的议程设置功能被减弱了，而受众自己却成为了设置议程的主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