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因特学院和甘尼特基金2014年调查报告《持续培训：新常态或者错失良机？》认为当今新闻人最需要的培训是包括数字工具培训、视频技能培训等，而新闻工作者最关注10项培训中有7项聚焦数字培训，例如视觉化的叙事即使用视觉与图形技术讲故事的能力、使用超文本语言或其它计算机工作的能力等。[5]然而，新闻业界专业人士与新闻教育工作者对此的意见有较大分歧，特别是在多媒体叙事能力和新媒体技术搜集与传递信息方面。

媒体融合提出了“数据驱动”与“技术驱动”的抉择，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二元对立观点批判技术决定论、否定“技术驱动”的合理存在。我们要清醒认识到，面对这些，除非我们能处理和传递这些信息，否则它们没有意义。或者说，坚守新闻本位，“叙事”要素不可或缺，“技术驱动”抑或“数据驱动”更应当被视为一种“叙述驱动下的技术利用”或“叙述驱动下的数据分析”。[6]

“开放新闻学”认为，“促使任何人有能力去出版与分享素材，从而对世界提出一个更好的解读”，“融入更多元化的数字化媒材，透过充分考虑各种媒介载体所具有的技术特质，以更为丰富的媒体再现形式，呈现事件与情节的‘说故事’方式。”[7]

未来新闻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新闻组织的生态转型、新闻机构经营的危机等，新闻的价值与理念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议题。在新闻业是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的问题上，争论还在持续。新闻业的未来是网络新闻么？社交媒体与传统网站“牵手”是否表示“新闻”回暖？社交媒体带来的推特效应会成为影响新闻定义的重要因素么？在尚未完全认清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之前，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完整的答案。

坚持文化观点的学者,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在《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中阐述：新闻的文化力量能对抗技术和经济决定论。文化赋予个人和群体能动性，记者及群体不仅能抵抗危机，而且也会积极修复。越关乎职业核心理念和制度危机，越会引发更多为行业生存而进行的防御战。只有理解这点，我们才能理解新闻业危机存在的原因。只有明确这场危机的文化根源，我们才能重思危机。[8]

新闻生产本来就源于与社会、人的互动，其社会实践属于整个社会的，不独为新闻组织所专属专有，机构化主导的新闻生产自然有其盲点，专业主义也好、运营模式等等，而且，新闻叙事如果还在“既定方针”下继续下去，那么发展的空间必定是有限的。由此，“叙述驱动”可以理解作为回到“原来”文化的一种反击策略。

一、研究背景

媒体融合现象是新媒体时代传媒业的发展趋势。Convergence的新闻传播学涵义包括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9]媒介融合的多层面深入发展带来了跨媒介叙事的新命题，如媒介所有权融合奠定跨媒介叙事的资源基础，产制融合、沉浸传播等构成其结构基础。探索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跨媒体叙事，包括实现条件、策略和实施方法等，不仅是对跨媒体理论的拓展，同时也是对新闻学与叙事学互动关系的一个推动。

媒体融合中有两个重要主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基于互联网的媒体融合环境上，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在日益模糊。在媒体组织的内部，传统的传播方式和新兴的传播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可以认为，对于媒体组织机构而言，在未来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没有纯粹的传统媒体，也没有纯粹的新兴媒体。同时，在媒体的外部，计算机、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会加速融入媒体应用之中。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应该视自身为承担创新使命的、面向未来的融合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