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财务规划预算的不足以满足新的需求，预算管理开始关注销售、生产、采购、资本支出等领域，预算管理逐渐向全面预算的综合性管理系统发展，就如著名管理学家Dave Ulrich所言，“全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企业全部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4]。20世纪70年代之后，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使用财务预算目标来进行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协调和激励。但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变化发生了，Barings Bank等一大批建立了严密预算控制管理模式的大公司开始出现企业发展迟缓的情况，接着就相继倒闭，一些反应迅速的企业逐渐意识到了传统预算管理程序的负面影响：不注重促进企业健康成长的关键绩效指标，反而要求一线的生产工人、基层员工承担命令式的绩效责任，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损伤员工积极性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固定的年度预算、一成不变的年度规划降低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让企业变得死气沉沉，阻碍了内部创新。

成立于1871年的瑞典商业银行（Svenska Handels Banken）则是西方企业中最早一批放弃僵化预算制度，采用平衡计分卡等新兴战略管理工具的企业之一，新模式下业绩非凡，1990年之2001年的10年间，该银行的年均资本回报率是24%，并仍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一时成为当时成本效益最高的银行之一。

至此，企业认识到了以战略规划控制预算管理的重要性，预算管理需要克服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目光短浅的短期思维，需要以战略为导向，让预算管理焕发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平衡计分卡、作业成本法、战略地图、流程再造、财务云网络等等新兴的管理工具纷纷涌现出来，唯有将它们有机结合，合理使用，再配以适当的战略预算思想，才能达到预算管理的新境界。汤谷良等（2004）的观点很好地反映了战略资源规划的预算管理思想：“预算管理对企业运营具有全面控制和监督的能力，可以为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和保障，是一个具有整合性的企业管理系统[5]。”战略管理与预算管理的良好互动为战略资源预算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基础。

2国内预算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发展

我国最早的预算管理制度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王朝，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每一年向中央政府交纳财物和粮食赋税的简单的财务收支计划。唐代宰相杨炎提出的“量入为出”的思想，是我国早期政府预算思想的雏形。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我国民族工业开始产生萌芽并得到发展，预算管理开始在企业内部逐步得到应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此之后很长的阶段中，我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所谓“预算”，则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主要用于国家对于资源的组织和分配，制定预算计划以满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更多关注国家所规定的生产计划或生产任务，无论经营效益如何，利润归公，亏损也由国家弥补，企业内的成本效益观念十分淡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也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zhuyi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根据北京工商大学会计系教授王斌的观点，“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等同于否定计划的管理方式”，而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源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高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所谓“全面预算”走入了人们的视野，逐渐成为管理会计的分支学科。学者们在不同方面对预算管理的有效性开展了研究，《全面预算管理》（潘爱香、高晨著，2001）侧重于预算管理的理论和基本原理，强调以销售为编制的起点；而《以目标利润为导向的企业预算管理》（苏寿堂著，2001）侧重于以目标利润为编制基础，进行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全面预算管理：战略的观点》（刘俊勇，2006）则引入了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战略资源规划的预算管理思想，介绍了平衡计分卡预算、作业成本法等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