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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傅建明的研究，西方学者的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2]
60年代中叶，美国的谢弗发表题为《反省、价值标准和社会学科教科书》的论文，揭示出美国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努力向学生灌输某些抽象的政治准则(如平等、民主、自由和宽容等)；特别强调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的政治观念，目的在于让学生们接受当时的社会现实；强调国旗是一种政治象征和国家的骄傲；同时也鼓吹英雄的重要作用。这种研究已经超越了教科书作为知识载体的局限，而深入到教科书的价值分析领域，从而拓宽了教科书研究的视域。 87969
60年代未70年代初，英国学者开始真正从社会学角度对教科书进行分析的理论研究。1971年，杨的《知识与控制》一书出版，标志着人们开始对教育知识的价值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不仅引起了人们对教科书分析的重视，而且也为后世对教科书进行价值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阿普尔(M。W。APPLE)是对教材价值取向分析的泰斗人物。他建立了一个包含9个问题教科书分析框架，对以后的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的学者开始对各种教科书进行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从而使教科书的价值分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佛兰兹与萨德克在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方面颇有建树。他们围绕6个方面——忽略不计，成见，选择与失衡，失实，片断与孤立——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分析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论文网
以上西方学者的理论和实践，都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国内学者的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之路，正是在对西方的学习、继承、创新过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2。国内教材价值取向的研究现状
1996年后，对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研究开始兴起了。有两部全面、系统的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吴康宁的《教育社会学》，一部是吴永军的《课程社会学》。这两位学者自然也堪称中国当代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的代表。
吴康宁认为文化对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他将文化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维度。他认为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之总和。中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之总和。狭义文化则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长期积淀而成的一套文化心理系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而价值观念的系统是其核心。[3]同时，他也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和社会文化对“课程”的影响。
与吴康宁的研究比较，吴永军的研究更突出了课程的社会属性，并提出了更具体的分析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方法与案例来揭示课程的社会属性。他将文化与课程明确地、紧密地关联起来。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文化是指社会的精神产品，即社会的思想道德、科技、教育、艺术、文学、宗教、传统习俗等等及其制度的一种复合体。[4]
朱家珑在《小学语文教科书文化价值的取向与构成——以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本为例》一文中，借助“价值取向类目量表”，从“价值类目”与“政治类目”两个类目着手，对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研究。陈怡在《人教版与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多元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人教版与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多元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两个版本的教材都力求体现多元文化的理念，在体现外国文化、阶层文化、年龄文化 和特殊群体文化方面各有所长，但在展示少数民族文化、女性文化、当代农村文化、城市文化方面都表现得不够。伍俏玲在《国内两套现行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研究》一文中对比研究了国内北师大版与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其中 “个人” 范畴的选文量均为最大， 而 “家庭” 与 “世界” 范畴的选文量则相对偏少，以致形成对私德的过多关注与对公共素养的相对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