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股权结构对基金绩效存在正的相关关系。李学峰，张舰（2008）[13]则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对其所辖基金的绩效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大股东控制力、股东数、金融类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对基金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吴翔东[14]在其硕士论文中以经过调整的各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的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基金绩效，股权结构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选取所有截至2008年7月底经营基金满两年的5l家基金管理公司34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得出结论：虽然股权制衡度与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股东数、第一大股东控制力、Herfindahl指数以及金融类股东持股比例和外资持股都可以对基金绩效产生正的影响。同时，徐静，张黎明（2007）[15]利用2002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由17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54 只封闭式基金2004年1月2日至2004年12月31日之间54周的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对基金股权结构的相关变量与业绩之间的OLS回归分析也得出显示结论：基金份额持有集中度、基金管理公司股权集中度和证券公司持有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份情况与业绩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徐二明（2000）[16]从1995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中随机抽取105家，对公司价值与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公司价值与公司股权集中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对于公司代理人的严格监管会有效提升公司价值的结论。郑晓辉、肖慧（2002）[17]将基金持股集中度确定为与基金上市地点以及一个综合交叉变量并列的显著影响基金绩效的三个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李燕[18] ，孙永祥、黄祖辉（1999）[19]则认为股权结构与基金管理公司存在股权结构变量与基金管理公司业绩存在曲线关系。论文网

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都提到外资对基金公司绩效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东能够利用外资在多年基金管理实践中积累的先进的资产管理经验，更好地控制各类风险，为国内的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多的投资收益，并且合资公司能够对制订的各项管理制度较好的贯彻与落实，拥有更为清晰的治理结构，同时也可以利用其拥有的很大的影响力，和掌握着基金销售主渠道的中资商业银行进行合作，并得到中资商业银行的有力支持。张兵，王石林生[12],吴翔东[14]江萍，田澍（2011）[20]均认为外资适度参股对基金绩效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张潇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21]通过对基金净值收益率的评价，认为中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在短期内的整体业绩要明显高于合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但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合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盈利能力并不明显弱于中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然而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的加入时日尚短，其作用的效果并未得到完全的体现，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针对中国这块有着特殊背景和复杂环境的金融市场，外资的管理优势的投资理念一的照搬是不可行的，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症状[9]；同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外股东投资理念和管理理念的无法融合会导致股东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会最终影响到公司投资管理体系的稳定性，对所管理基金的业绩造成不利的影响[22]。王冠东[9]，谢青青[22]通过实证分析表示外资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参股与基金绩效之间是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