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研究网络舆情带有很强的中国色彩，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对应网络舆情的专门词 汇，意义相近的词汇为“Public Opinion”。由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政治体制 不同，西方国家对网络舆情的解读也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国外学者对公共意见 的探讨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选举或其他社会调查的运用 上，对民意、舆论、大众舆论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近年来才扩 展到网络舆情。75317

我国对于舆论、舆情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国内学术界真正意义上对网络舆情 的研究开始于 2003 年。这主要源于谭伟在《湖南社会与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网 络舆论概念及特征》一文，在该文中他对网络舆论这一学术概念做出了界定，以 此为标志，学术界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正式开始。然而 2007 年前，学术界关于网论文网

络舆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每年的论文数量为个位数；从 2008 年到 2011 年 的四年间，论文数量迅猛上升，申请的课题也较为集中；2012 年达到最热；而 进入 2012 年后，相关研究成果开始进入了平稳增长的发展阶段。

国内致力于研究网络舆情的学者有：沈阳（武汉大学，教授）、谢耕耘（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钟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葆华（复旦大学，教授）、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骏飞（南京 大学，教授）、王国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谢新洲（北京大学，教授）、 靖继鹏（吉林大学，教授）、单波（武汉大学，教授）等，其他如南京大学丁柏 铨教授和温州大学夏雨禾副研究员等也对网络舆情研究倾注了较多热情。

2 衍生效应研究

国内研究舆情演化中的衍生效应开始于 2010 年，相关学者有华中科技大学 的王国华、曾润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兰月新、王慧，华中师范大学 的喻发胜、王晓红和陈波，北京邮电大学的朱恒民、向妮娅，福州大学的陈福集 等。

目前，国内对网络舆情衍生效应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主要研究网络舆情衍生效应的共性规律，例如喻发胜等基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网络传播的 衍生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及演变的关系；王国华等得出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效 应是由网民、媒体、社会问题和网络特征等多种因素而促成；朱恒民等以有向无 标度网络为载体提出舆情传播的 SIRS 模型，综合研究微博的传播特性以及舆情 话题的衍生性等因素；兰月新分析突发事件衍生舆情传播特性，以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传播规律模型为铺垫，研究网络衍生舆情特点，通过定义描述舆情衍生程度 的衍生率建立衍生舆情监测预警模型；王慧以信息异化动力为视角，在剖析网络 衍生舆情与信息异化价值关联的基础上，建立网络衍生舆情成因分析模型；陈福 集等基于传染病传播模型引入话题衍生率，构建了 SIRS 模型研究网络舆情衍生 效应。第二类主要研究特殊的衍生舆情，以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网络反腐等研究 为主，前者以定量分析为主，如人群动力学建模、传染病推广建模、小世界网络 建模、无标度网络建模、社会网络建模、微分方程建模、演化博弈建模等研究网 络谣言变化规律；后者以定性分析为主，大多基于案例分析研究网络反腐的特点、 对策等。

3 情感共振研究

情感共振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国内对情感共振的研究较少，但仍有部分学 者将情感共振与网络舆情结合起来研究。刘雪梅在《对网络空间舆情共振现象研 究框架的思考》中提出舆情共振，并对网络舆情共振动力、网络舆情共振特质、 网络舆情共振负向引发因子等进行了研究。网络舆情领域著名学者喻国明先生在 一次讲话中提到，“社会沟通与舆论引导的战略要则：解决战略问题(在哪儿做、 做什么)比解决战术问题(如何做)更重要；在社会认同和舆论引导的问题上，晓 之以理永远不如动之以情；中国公众的社会判据的改变：从理性判断到情感判断； 情感判断的本质是关系判断。我们的一切沟通都应该是有温度的，只有在情感共 振的基础上我们的道理才能入耳入脑入心。”在近期学术界研讨会中，相关领域 十余位专家表示：研究新媒体事件，需要对“社会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上所引发 的大规模的情绪共鸣和爆发”这一现象展开考察，这是以往研究中不够深入却又 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在课题中即为“情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