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铎对这些全然不顾，他说“为今帖易，为古帖难，千年来绵绵不死者，实有物焉。”[ ]王铎认为，《淳化阁帖》传承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这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得出来，故而他在《跋二王帖》里说：“三百诗之言尽，意不尽也！乐可无钟鼓，琴可无弦之谓耳！浅学动议某帖某画不佳，不悟双钩刻经数手摹本已几千年矣，去原墨迹止十之三。望画中龙即真龙也，真龙乎哉？”[ ]

王铎显然是从画中龙窥出真龙姿态了，可多数观者只在乎其中所录作品的真伪以及作为刻贴其本身因双钩法导致的某笔画不佳，而忽视了《阁帖》之中所谓“伪作”其实也多是智勇、智果所书，是一个学习“二王”的很好的媒介。王铎以其远超明朝这个时代格局的眼光发现了阁帖的价值，并以对古代法书广阔的包容性将阁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这才是他在书法上取得卓绝成功的原因。

而在王铎学习书法的过程中，米芾（1051—1108）也给王铎带来了极大的启发。这位同样毕生倾心于“二王”最终写出自己风采的米芾，对于王铎有着别样的魅力。王铎在《跋米元章告梦帖》中写道：“海岳书，临终自焚。故其书，人爱惜，宝藏之。书于晋人有功，如飞仙御风，得《兰亭》、《圣教》逸意。迈宋一代，此册尤其晚年笔。……予经见内府米真迹书启，约千余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 ]

王铎的这段评价充分肯定了米芾书法的价值，直言米芾“书于晋人有功”，在王铎看来，米芾的书法已然比得魏晋书法，是晋人书法的延续，更写道“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这显然是直接将米芾的书法和“二王”比肩。

米芾前半生的书法几乎可以说是“二王”法书的集字创作。他自己也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

在王铎看来，米芾能够以大毅力深入“二王”法帖，又以大智慧脱出“二王”法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无疑给一生标榜自己“独宗羲、献”的王铎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而米芾带给王铎的影响可能不止是书学观念上的改变，甚至很有可能连好恶，王铎都一并继承了。如：“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䛒光尤可憎恶也。” [ ]

3。1  传承正统“二王”笔法的怀素文献综述

而怀素虽然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书学思想类的书论，但可以从其他方面着手分析怀素的书学体系。

首先，唐代是一个十分崇尚“二王”书法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十分喜欢书法，尤其对王羲之书法更是爱不释手。甚至李世民还亲自为王羲之在《晋书》上作传，夸赞王羲之书法为：“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李世民以自己帝王的身份做出这样的点评，无疑是将王羲之的书法推至旷古绝今的地位了。同时，李世民强调以书育人，以书学作为国子监六学之一；在科举取仕方面，初唐直接承袭汉制，在选拔官员之时，书法的好坏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又设置弘文馆，网罗了一大批擅长书法的官员与李世民共同论书。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造就了一批批出自王羲之书风的书法名家，国家政策对书法的重视，又使得文人士子无不日日临习书法。二者相承，使得唐初时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