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二王一脉的书风对董其昌、王铎的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堪称中国书法审美的最高典范，王羲之的书风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经过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他所开创的流美俊逸的书风一直笼罩着中国书坛。唐宋元明诸家，很少听说没有临习过王羲之的。董其昌和王铎这两位晚明书家也不例外，虽然在二王书风的笼罩下，却也能开拓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书坛掀起层层涟漪。董其昌与王铎的学书生涯中都有临习过《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然而《圣教序》虽为碑刻，笔意不好把握，但是董其昌和王铎却能学到其中精髓。董其昌追求韵味而王铎则强调势的变化，无论是哪一种风格，都将《圣教序》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2。1  二王书风笼罩下的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翁、思白，别署香光居士。官至礼部尚书,晚年任太子太傅,溢文敏。是“华亭派”主要代表。师承二王、米芾等，中年以后意在超越赵孟頫，开宗立派。董其昌的书法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淡与秀，而“淡”也是其书法的审美核心。董其昌生活在晚明时期，特别是明嘉靖年间和万历年间的宦官专权、奸臣当道导致了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阶级矛盾尖锐 。十七岁的董其昌参加松江府会考时，因为其字写得差，而被故意降为第二。也正是因为这次挫伤使其深受打击，便立志发奋临池。 终于在34岁之时中进士，最终官至太子太保、南京礼部尚书等职。

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回忆云：“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奋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出入书道他便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便上追晋人，取法乎上，直入晋室，将晋人所推崇的“韵”作为书法的最高境界。中年以后的董其昌将所要超越的对象由文、祝二人转为“宗晋”的书家赵孟頫。在董其昌眼中，他所追宗的晋人，是“取韵”的二王，而赵孟頫虽也宗晋，但他的书作更过的追求“形似”，即便如此，董其昌的书作还是更多的体现了“率意”的一面。董其昌的一生都笼罩在以二王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传统中，中年以后的他，主要学习的书家便是他一直敬重的米芾。他尝言：“运笔得米元章精髓，非敢自誉，书道本如是，历代皆迷耳”[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又多次提到自己的笔法大多来源于米芾。总之，历代书家书作中凡符合他“淡”的审美特征的他都会认真取长补短，并且合理处理好“师古”和“师心”的关系。

2。2  二王书风对王铎的影响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别署痴仙道人、兰台外史等。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少年的王铎家境贫寒,过着清苦的生活。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并受推荐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艰难。清朝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等职。 王铎博学好古,书法又颇具特色,有“神笔王铎”的美誉。王铎擅长行、草书。师承钟繇、二王、颜真卿、米芾等大家,不仅重视前贤书法传统，更加之以自己的创新意识，形成自己特有的书法风格。其传世作品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清史稿》卷七十九等。

生逢动荡乱世的王铎便没有董其昌这般机遇。王铎虽出身于望族，但年少时家道中落，衣食艰难。幼承家训的他，很早便开始学习王羲之《圣教序》，为其一生的书法奠定了基础。王铎的仕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三十岁的他中乡举，次年中进士，与黄道周、倪元璐等一同授予翰林院庶吉士，随后荐升少詹事。崇祯十年，迁为少詹事，并授东宫侍班，第二年晋升为詹事，并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也是王铎在崇祯年间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了。但好景总是不长，崇祯十三年，王铎又被任命到南京充当一名闲职。在赴任途中又得知双亲亡故而无心仕途，便于漂泊于中原、江南一带。紧接着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崧南京称帝，朝廷风雨飘摇，王铎的仕途也随之波动。入清后，清王朝就“命以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充殿试读卷官……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加太子太保，晋少保”。由于王铎为臣于明清二朝，明朝士大夫皆以为“大节有亏”，所以被列入“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