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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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是中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党的早期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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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促进了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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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主义书籍，建立起对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主义的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