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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制度,通常都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关于制度的特点，人们已从多个角度进行过归纳和总结，但理解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制度的精神。钱穆先生认为，要把握制度的精神，必须注意如下六点:第一，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制度,必先熟悉这一时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只看制度，则制度只是干巴巴的条文，而且制度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个体系，否则制度各自为政，既不能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虽已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所变动。某一制度的创立，决不是凭空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然后才渐渐地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会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此项制度已经渐渐地在变质。第四,任何一项制度的创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用意，否则它不会存在。任何一项制度，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时过境迁而忽视它当时的实际需要。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谓利弊，则应以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判定。第六，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要重视其地域性和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某一制度是可行的，但并非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是可行的。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2]4-7。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标准答案：执行
制度的生命力是深藏于社会环境之中的，正如政治学家拉斯基在（美国总统制》一书中所说：“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奥秘并不是简单地在书本上所能阐明的。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为产生制度的环境如果发生变化，则制度本身也就发生变化。同时，制度也可以根据运用制度的人物如何经常发生变化。”“重要的制度并非单凭一纸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实是传统、成规和惯例的结晶。这些传统、成规和惯例，虽不见于法律，却具有不亚于法律的影响力。”[3]对此，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制度问题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而且要把它具体运用到制度生成条件的分析之中。
以往人们对于制度的理解，似乎都只是注意到制度本身的层面，没有或较少关注到与其制度相关的其他层面。其实，任何时代的制度,都不只是单纯的制度，而是与人事和文化协同变化发展的。钱穆先生特别指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2]序1-2
关于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多有表述。总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4]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呢？原因可能很多，诸如符合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等，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