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认为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为此,提出应由省委第一、省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民众意见,民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对被批斗民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官员。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回民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兑现。

  在此情况下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不仅如此,1974年9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这一通知传达下来,回民不能接受。于是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继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在这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红河州会却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民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极端。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之对抗。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民众抢夺军队枪支,并出现严重武斗,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动乱局面,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

  “性质变了”,武力镇压

  高层于1975年1月上旬召开专门会议,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增强团结,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

  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对执行这一通知,做出了“坚决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但在实际工作中,在收缴武器时,又出现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引起回民更为不满,抢枪武斗事件仍然不断发生。

  为此,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当时的高层王洪文、华国锋等人曾参加会议。最后形成经中央审查批准的《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声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的民族政策。

  据此,云南省委、省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文件传达到基层,沙甸回民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时被残酷打压的惨痛教训,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

  6月下旬,云南省委向高层汇报并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方案,遭到否决。6月20日一些领导人又接见了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同日也接见了沙甸回民代表马伯华等10余人,要他们做好民众工作。并且以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经圈阅的指示,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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