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秦朝，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理论，焚书坑儒，推行严刑峻法。“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儒家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秦律竹简《法律答问》记载，秦代法律在诉讼法方面把犯罪行为分成两类：一类是对家庭成员以外人身权益及财产权益的犯罪诉讼。国家对待该诉讼行为持鼓励态度，鼓励告发家庭成员以外人员的犯罪。另一类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控告行为。官府对该方面的诉讼有区别对待。子女告发父母罪行官府概不受理，即一种单向相隐，也就是说子女对父母的罪行必须隐瞒。而对于其他亲属间能否相隐没有明确提出。《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记载：“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膡（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可见秦律鼓励夫妻之间相互告发。丈夫假如包庇自己妻子的罪行，就要负刑事责任，而假如妻子帮助丈夫隐瞒罪行，是要连坐的。然而妻子告发丈夫的罪行，可以不被连坐，并能保住属于自己的陪嫁奴婢、衣服、器具等财产。 这种法律制度的设置违背了真实的人性，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相悖，不利于家庭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二）发展确立期

西汉初期，战乱刚刚平息，社会经济衰微，统治阶级采用“无为”思想治国，放宽刑法，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当西汉经济渐渐恢复发展，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统治需求，至此，儒家思想再一次得到统治者重用，大放光彩。汉武帝为了实现文化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孝道”被统治者运用到司法体系中，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开始转化为刑事法律

制度。秦律中的单向相隐也不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公元前70年，汉宣帝正式下诏：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也是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正式具有法律效力的开始。自汉宣帝后，该制度成为中国古代重要刑事法律制度之一，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继承和发展。

（三）完善成熟期文献综述

经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纷乱，唐朝初期唐太宗又采取修生养息的国家政策，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朝初步达到了超越历史的繁荣。“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曲部、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在容隐范围上，唐律的规定有了很大的扩张。既有按服制等级所定的“大功”以上亲，也包括“同财共居”的家庭成员，还包括“服虽轻、论情重”的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在此范围内，所有人皆可相互容隐。并且曲部、奴婢还可以为其主隐。 此外，小功以下相互容隐的，虽不能完全逃脱罪责，但是可以比正常人犯罪处罚轻三个等级。但是犯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种重罪的，不适用相隐之律。《唐律疏议》分则还具体规定：如果得到官府要抓捕犯罪亲属的消息后通知亲属逃跑的，不处罚；不可以告发自己的尊亲属；帮助犯罪的亲属逃跑后不能因为惧怕被处罚而又将其抓回报官。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唐代，谋反、谋大逆都是不适用亲亲得相首匿的。但是从适用主体范围来看，汉代的容隐制度仅适用于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而按唐代的制度，适用主体超过三代的直系血亲，并且适用旁系血亲，还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共同居住的人，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也可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