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德国对外政策转变原因浅析(2)
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使德国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而且也对德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首要的变化就是工业的集中趋势和垄断的普遍化。19世纪末德国的垄断组织迅速发展，1875年约有8个卡特尔，1885年约有90个，到1890年约有210个，而在1905年政府对卡特尔进行调查时，已有366个。[1]这些垄断组织控制了德国的煤炭、钢铁、化学、纺织等绝大多数的重要工业部门，例如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控制着德国煤炭总产量的50%和鲁尔煤炭产量的95%，控制着货栈和莱茵河的全部煤炭运输，任何一个煤炭生产者实际上都不可能在莱茵兰独立经营，它能在几乎所有依赖煤的工业部门鼓励或阻止投机活动。垄断组织在德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已经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德国出现了一类新的社会名人，经理和总经理等经营工作中重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成为了在德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真正有力人物。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在煤、铁和钢工业中的艾米尔•基尔多夫（1847-1938）和法本联合企业的缔造者卡尔•杜伊斯贝格（1861-1935）。他们是“新的工业政府里的部长”[1]。他们渴望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工业品以及资本输出市场，他们希望政府广拓殖民地以使他们通过开发这些新地区来获得更大利益，因而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伴随着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垄断组织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垄断资产阶级，并表现出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威廉二世海外殖民扩张政策的提出正是这种利益要求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更是德国追求海外霸权的国家利益需要，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又为德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说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已经成为德国政府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内在驱动力。
二、社会思想原因
19世纪末德国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兴盛，加之传统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9世纪早期德意志民族思想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民族内部的政治独立，这对德国统一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19世纪晚期却逐步演化为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它将旧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传播的新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并在德国广泛传播。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兴盛为威廉二世时期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对外政策的源动力。
德国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影响社会舆论的沙文主义团体，泛德意志协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1891年的日耳曼总同盟，其宗旨是：联合世界上所有德意志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泛德意志国家；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权利益政策；主张由“伟大的德国”统治世界，并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泛德意志协会主张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的一部分、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扩大了的塞尔文亚、奥地利等包括在德国的领土内。可以说，泛德意志协会是威廉时期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它在德国企业界和政府要人中，以及侨居世界各地的德国人中都广有影响。它在世界上狂热的宣扬反动的人种优劣论和德意志民族优劣论。它也是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协会、青年德国同盟的总参谋部。另外，德国许多重要报纸如《每日展望》、《德意志日报》、《莱比锡最新消息报》以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等都遵循泛德意志路线，连篇累牍地发表民族沙文主义文章，鼓吹泛德意志主义的理想。正如社会民主人库特•艾斯纳1914年在《新时代》上对泛德意志主义者所作的评价：“在德国，谁对外交政策路线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正是泛德意志主义者。在对政策的指导方面，他们的影响甚至比地主和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团体影响还要大所有军备计划都是在泛德意志主义者手中制订出来的。他们是突击部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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