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11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我国每年的征地规模仍相当大，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我国从1993年开始有登记每年群体事件，二十多年来间群体事件从8700增加到90000件，根据在2011年年的审查数据显示，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事情是因为土地的强行征收而造成的[1]。如今的征地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补偿标准的不合理。在现行的土地补偿标准之下，一方面，农民所获得补偿的多数情况下确实太低，导致他们既无法保证生活水平不下降，更无法实现长远生活有保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并积累了沉重的土地融资债务。更重要的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由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征地规模必将进一步加大。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下“四化”同步的需要，重构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从补偿标准生成的方式，探讨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的缺陷，可以深化对征地制度的研究。其次，通过对征地制度与现行经济体制和发展局势的关系研究，可以深化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

其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首先，有利于减少和化解征地冲突。本研究通过对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生成方式的探索，寻求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征地补偿标准，从而实现征地利益分配的均衡化，从而减少征地冲突。其次，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将能够更好地翻译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提供更加灵敏的土地市场信号，能够更好地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促进土地资源配置到效率高的环节。

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征地赔偿体制做出深度的探讨，并发表很多著名的言论以及书籍，例如2009年以房绍坤等人的《不动产征收法律制度纵论》，2011年政法大学邹爱华出版的《土地征收中的被征收人权利保护研究》以及王铁雄就征地不公和人们权益保护做出的研究。这些作者都是从征地赔偿体制入手进行探讨阐述的，鲜少有人针对征地赔偿的标准做出研究，因而寻找起这一方面的论述也是难上加难，其中能够找到的几篇有：2013年渠澄著针对土地征收标准写的《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重构》（《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2]主张采用渐进式改革，逐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于2013年黄东东写的《公平补偿的立法选择一农地补偿市价标准质疑》[3]中表明，我国应该改变现在征地赔偿的方式，并提出只是增加赔偿的金额，无法显示土地的价值。屈茂辉著《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一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4]研究认为依据公平的市场价值确立补偿标准是最佳选择。刘蜻娟著《中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问题》（中国土地科学，2013年版）[5]主张应因地制宜的采用公平市场价标准和最低补偿标准。徐凤真等著《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创新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6]国家的征地赔偿没有立足于科学合理，付给被征地农民的不是它的市场价值而是政府制定的土地价格。政府要在对待土地征收这个问题上要足够重视，并且要想方设法地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在征地赔偿上要提高标准。

如上所述，学界关于征地补偿标准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现有研究多数从补偿原则、提供补偿幅度、按照市场化原则等方面入手。这类研究固然可以揭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的某些问题，并能为政府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但是，此类研究一直无法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即在现行补偿标准形成方式下，无论如何提高标准，都无法避免征地冲突的发生，也无法避免地方政府借征地谋利的行为，甚至很大程度上会催生征地冲突，使地方政府更加依赖土地财政。因此，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补偿标准提高到何种程度，其根源在于土地补偿标准的形成方式存在缺陷，一方面导致补偿标准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高，另与一方面，导致即使征地补偿标准有大幅度提高，也难以得到被征地农民的认同。基于上述判断，本研究从征地补偿标准的形成方式入手，探讨其存在的缺陷，并讨论如何适应当前形势，形成科学化的征地补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