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员工越轨行为根源的分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行政体制改革与治理问题俨然成为当代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之一。视角转换到小型企业中，研究企业治理理论及模式同样是企业转型时期预防员工越轨行为和保证高效运转机制的关键。

（一）治理理论的演进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作为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保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的强制性机关，不仅要履行政治统治职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彼此依存程度因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密切而不断加深，试图单方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或政府管理机制的调整来改善公共管理是不可取的，更多地需要各种力量通力合作共同迎接来自全球化多元化的挑战，这也使得公共管理逐渐成为网络化管理，即在彼此依存的环境下治理公共事务。小型企业管理过程中引入合作网络化管理，即通过对由企业组织、员工自身及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网状空间的治理来达到防范控制员工越轨行为和企业最优化管理的目的。

（二）治理理论的具体途径

目前，基于不同的研究分析对象，学者对治理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总的来说，治理是通过联合活动使不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得以调和的一个过程。“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用法：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2]

“国内学者陈振民将庞大的治理体系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分别是政府管理的途径、社会公民的途径和合作网络的途径。”[3]

首先是政府管理的途径，这一途径侧重站在政府组织的立场来阐述公共管理，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治理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为了克服治理的失效，学者们提出政府要实行“善治”，强调政府与公民通力合作，实现管理民主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政府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并运用市场准则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其次是社会公民的途径，不同于政府管理，社会公民途径将治理等同于社会公民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因共同利益自愿结合并且不受国家控制，组织成员可自主治理领域内公共事务的公民团体或民间组织。最后是合作网络的途径，这是把政府治理和公民个体综合的一种途径，“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4]在网络中，政府和非政府团体是建立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对话合作来实现共赢的局面，从这一层面来看，治理实为合作化管理的一种。

相应的，在小型企业治理过程中，企业组织缺乏网络化治理的意识，通常对员工采取强制命令性的管理方式，其行动策略的制定大都出于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员工主体的选择。久而久之，网络成员难以达成对管理决策的一致看法，矛盾冲突会进一步深化，员工就会采取越轨行为来宣泄内心不满并以此来引起组织的重视。

三、员工越轨行为现状及影响的浅析

（一）员工越轨行为的现状

根据研究显示，员工越轨行为普遍存在于我国小型企业中，大多数员工曾经有过怠工、欺骗、毁坏公物或者将公司财务占为己有的行为，“学者刘善仕针对中国文化背景，将中国企业员工越轨行为主要分为生产型越轨、财产型越轨、人际型越轨三类”[5]，生产型包括怠工旷工、网络闲散等，财产型包括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人际型包括有意攻击他人、拉帮结派等。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偷懒现象屡见不鲜，员工利用上班时间从事炒股、聊天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利用网络传递影响正常工作的负能量，营造不和谐氛围，产生一系列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不符的越轨行为。在利己主义及拜金主义思潮下，部分员工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利用职位权力谋取一己之私，出现揩油、挪用公款、出卖商业机密等越轨行为。如今，我国小型企业普遍缺乏对员工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单纯地把员工当作创造经济效益的工具，从而疏于对员工的管理和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员工越轨行为的土壤，增加了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的成本，若不对症下药，终将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