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说，新生代的参与愿望较为强烈，但是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他们的参政实践性明显不足，现实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处理好形成的困境和问题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困境

（一）参与渠道两头空置

“非工非农”的身份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不了城市的参与渠道，同时又不想回去参加家乡的政治生活，导致城市、乡村两头的参与被悬空。因为毕业了就开始进城打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吃喝玩乐都是与城市相挂钩的，但是他们和第一代有着相同的本质—农村户口，在严格的户籍制度阻隔下，他们难以在城市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再加上表达利益需求的途径狭窄，使得他们不能参与城市居民自治，虽然有着想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却没有能够参加的条件。根据有关的数据，将近百分之七八十的新生代认为，农民工应该参加城市里的公共活动，但是，占百分之九十的新生代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城市的公共活动，即使是参加听证会也没有。另一方面，上完学后就背井离乡，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农业、农民等已不再熟悉，他们在村民自治中享有政治权力却没有参与的积极性，大部分的他们在村委会选举中是委托家人或亲戚代为投票，直接参与的较少，在换届选举中就直接漠然面对，而且绝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家乡的最新最近一次的选举。另外，有一部分的新生代这样认为“人选，上面肯定已经选好了，选也白选，我这一票根本就没有用，参不参加无所谓”，消极的心理导致他们对政治的不信任和不关心。最终，就演变为进不能进，退不想退的两难境地。

（二）实际参与程度低

当现实条件无力支持起遥远的梦想时，梦想只能变成空想，新生代的政治参与也是如此，当他们忙于应对生活中的琐碎，经济上的窘迫又得不到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时，政治生活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便会变得虚无缥缈，可有可无。当一个人工作达到12个小时以上，结束一天的超负荷劳动时，早就已经精疲力竭，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关心政治生活，更不用说是积极主动了。比如，曾经发生的“富士康跳楼事件”，长时间的重复工作，让农民工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最终选择了跳楼的极端方式。作为一个农民工，即使对政治生活感兴趣，渴望参与其中，但现实中的繁忙工作根本就不允许他们有这个闲情。而且，一个农民工的工资也就是两三千吧，若是回家参与选举，来回路费加上误工费再加上走亲访友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差不多了，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另外，当自身能力追不上现实的要求时，现实只会远远地将其甩在身后，新生代的政治参与也是如此，当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为什么要参与，怎样参与时，政治参与就只会离他们更远。经济实力的落后，文化能力的不足，社会保障的空缺，让新生代无精力，无财力，无能力去接触政治生活。

（三）非理性无组织化

不同于遇事选择沉默，隐忍的老一辈，新生代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常常选择极端、暴力、偏激的方式，不理性，再加上缺乏组织化的平台，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或团体来维护其权益，使得他们在参与中常常充满着不稳定性。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参加工会组织的比例在20。1%，有25。3%的不清楚其单位到底有没有成立类似组织，希望参加的只有13%，不了解的达到35。6%。[王同信,翟玉娟。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