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伦是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夫妇循礼。对朋友忠诚宽容。同道相谋(君仁臣忠)。这五伦由近到远,每个伦“内都协调有序(伦“的含义是次序)。

多数人都想成家立业。古文明之后,成家与立业相辅相成。

一个什么业都没有立的男人很难成家,因为女人的本能是不与无业的男人生儿育女。近论文网代以来略有变化:在福利国家中,生儿育女有社会保障,成家就不一定以立业为前提。不过,不愁温饱的多数成年人还是想立业。

围绕小家庭的立业常被称为私业,以天下为家的立业称为公业。近代以来,君子为了学习海盗,必须丑化君子(参见第二章)。丑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大公无私“,然后把君子都说成是伪君子,再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标准(只有很少的神父能达到),把君子描绘成嘴里说着仁义道德,心里却是男盗女娼,满脑子都是个人的私心。

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委托一批学者编篡辞源,西历1915年出版,列有专条:大公,谓公之至也,如云大公无私。“

辞源编辑部有不少饱学之士,不会不知道大公“这个词出于明代王夫之(船山)的读通鉴论,但却未引其源: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如果援引这个词的源头,大公就不能解释为公之至也,如大公无私“,而必须解释为把小范围的私推广到大范围(天下)“。以天下为家,就是大公,。大公不必无私,不排斥私心,而是要把私家的范围扩大到普天之下。无私不可能大公,顶多只能小公,如某人背了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和石头一起沉到河中,给人们做跳板(荀子·不敬0302)。

儒家不提倡这种不人道的大公。宋明之后虽有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其作用主要是反对奢侈浪费,与佛教相抗衡。在宋明时代,佛教主张的清心寡欲导致生活节俭,比较适于环境条件较严酷的中国国情。理学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不吃不喝不繁殖,在朱熹看来:饮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子语录·卷十三)。理学从处世出发提倡节俭,不同于佛学,不是从厌世出发而提倡节俭。

儒家倡导的五伦不是大公无私,而是珍重自然契约中的私:天赋人伦。这样的私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成交易互利:孝敬父母的人,子女也会孝敬自己。这个交易不是当场交易,而是远期交易;不是一对一,而是上中下环环相交。德制学选的制度保证多数人都能顺利成交;正如一对一的顺利成交也需要法制钱选的制度保证一样。

友爱兄弟姐妹的人,兄弟姐妹也关心爱护自己,是现代所说的交易互利,但是不限于经济交易,还有许多文化的和天伦的交易互利。

文化交易互利的成本最小,因为把人们最容易拥有和最不会丢失的东西当成资源。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天生就有的,相互之间的帮助,是最不会丢失的,有许多年都是互利的,幼年和老年不是互利,但是从代代相传来看,仍是有付出也有获取(不育后代者例外)。兄弟姐妹之间也有血缘纽带,是自然的,不会丢失的,相互之间的帮助,在时间上更长久。

经济交易互利的成本比较大(参见第6-4节关于儒家与法家的讨论),把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东西当成资源。

武力征服的成本介于文化交易和经济交易之间,可是风险最大。造反组织的内部通常是文化交易,雇佣军的经济交易多一些。

尊儒的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家天下“。这个家是动词:一方面是要求最高管理者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被管理者,另一方面是按照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天下,例如以孝治天下,长幼有序,为政以德,克己复礼等等。

君子学海盗之后,把家天下“说得十恶不赦。在丑化君子的年代,许多学者都从最坏的意义上理解家天下,也就是把天下的好处全都用到自己的家里。

大肆批判家天下的结果是:管理者不把被管理者当成自己家里的人,只当作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天下不是最高管理者的家,只是一架征服自然的大机器。

要求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多数家长都希望家人说自己是个好人(立德),多数家长都不愿意污染自己家里的生态环境,也不愿意自己家里遭劫遭灾(立功),多数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给后代(立言)。

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以身作则;地方官员就把地方当成自己的家,自己要当好的父母官,而不是只满足当公仆。所谓的公仆在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仆,捞好处的时候不是仆,而是盗。

父母官应该有父母心,有些父母甚至为了儿女作出自我牺牲。例如70岁的吴凤考虑到自己年迈多病,来日不多,就用自己的头感化土族头人,废止用活人头祭神的蛮习[1]。

家天下落实到基层是宗族,每个族长,以及有教养的宗族成员,都努力立德,立功,立言。最好是三立俱全,其次是二立,再其次是一立。如果只有一立,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三立的基础是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03)。

礼是周礼。仪礼。礼记的通称。南宋之后的考试内容以礼记为主。因为必须具备周礼和仪礼的基本知识,才能领会礼记的精神。

周礼相当于现代的国家组织行政法,加上干部职责和待遇的各项规定。仪礼相当于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套程序规定用到内部的重大事务之中。礼记则引导人们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在化,变成人心中的东西。一个人无论处在社会中的什么地位,什么层次,都可以从礼的规定中得到好处。共同遵守的规定使较大地域上的人们都受益,这一点对于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叫做礼。在英美社会中称之为习惯法,在欧洲大陆称为成文法。违法受审相当于事后救火,克己复礼相当于消除隐患,所以德治的管理成本比法治小。

在文明社会中,只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业,一定要组织起来才能做事业。即使单纯立言,也要得到出版或网络的支持才能成事。一切正式组织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了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在行动上易于协调。中国人总结了一个对联:文章本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2]。

在欧美社会中,事业不必从五伦做起,而是可以从物质许诺做起:签订合同,事先说好收益分配。中国不具备欧美的资源条件和法制条件[3],所以发展出小成本的协调方式。儒家志士与皇室互动(参见第2-2节),用西方术语来说其实就是权力制衡:我跟你协调,你也有义务跟我协调。如果皇室不尊儒,不接受礼的约束,就得不到志士的拥护:旧志士会死谏,新志士不与昏君建立君臣关系(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越是文明的社会,需要履行的义务越多,精神面貌好,人就幸福,;精神面貌差,就自找烦恼。西方经济学家曾经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寿命的关系,发现中国人很特殊:在国民生产总值较小的时候,人均寿命却较大[4]。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好,文化覆盖替换了经济覆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描写过一个儿童汤姆,在被迫刷篱笆的时候,故意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引得小伙伴儿们也想刷篱笆,最后还用自己心爱的小物件换取刷篱笆的机会。

人类在获得温饱之后,有许多事情可以使人得到欢乐,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事务。

事业从五伦做起,从立德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忍辱负重:这是为了长远利益,不是大公无私。

礼制是在单纯法制和大公无私之间履行中庸之道:单纯法制只有外在的行为约束,不能变成人心中的东西,大公无私强调了人心中的东西,却不可能真正落实到管理实践中。

礼的效益还不止于此:夫妇之间爱之以敬,行之以礼“(礼记·文王世子0814),比现代人爱之以情,行之以情更可持续。未婚的青年如果没有礼,只有情,就等于放弃最美好的时光。上了床,就再也不可能体会出关关雎鸠和寤寐嗣服,不可能体验宝玉黛玉之情,不可能领略梁山伯祝英台之情,不可能领略罗米欧朱丽叶之情,只可能领略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情。除了早夭的人之外,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会成为三十岁的成年人。在十六岁和二十六岁之间,不妨先享受一下金不换的青春:知书达礼,衿持含蓄,憧憬未来,辗转反侧……

近代以来有人大反三从四德,反而害了许多妇女(参见第6-5节李某报复案)。即使西方的妇女也开始反思,不再强求浪漫的婚姻,而是探索婚姻的底线:诚实[5]。心理学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和男性受到感情驱使的时候都缺少理性,可是多数女性的感情持续时期比男性长,如果不能把爱和行建立在敬和礼的基础上,最后吃亏的往往是女性。

敬和礼的底线正是诚实:不管丈夫作了什么,只要以诚相待,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比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更密切。在底线之上,一个值得尊敬的男子除了不说谎之外,还有更多的自尊心。恢复理性的人比寻欢作乐时的自尊心多。女人利用这些自尊心约束丈夫,比利用女权主义有效得多。尤其妊娠期之后的妻子,丈夫变情的概率很大,把婚姻建立在非礼无敬的所谓爱情基础上,一定会伤害女性。中国大陆的妇女地位表面上举世第一,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可是大陆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子,成为全球独一,很说明问题(参见第8-2节)。有些现代人反对爱之以敬,行之以礼,认为这会让婚姻减色,其实恰恰相反:婚姻要靠着文明有礼才能长久,才能永葆青春。

清代画家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述了他和妻子芸相爱一生的基础:芸结婚好几个月还对沈复恭敬如新,沈复说你别对我这样,咱们又不是外人。芸听了从不反对,可是沈复给芸披衣服的时候,芸照样心怀感激地说谢谢。终于有一天,沈复不耐烦了,说你再这样就是伪君子。芸说圣人的教导难道是不对的吗?沈复说只要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就行了,用不着这么多礼数。芸楞了,好久才说:在家里对父母也是只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吗?沈复非常感动,转嗔为笑,安抚妻子。后来生儿育女,直至死别,两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时日愈久,感情愈浓。

芸在知书达礼的宗族中成长,对于婚姻生活不但没有妨碍,反而能够锦上添花。芸把童年时代的天真和青春时期的清纯保持了一生。现代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除了虔诚的基督徒。

近代林徵因选择梁思成而不选徐志摩,也是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徐志摩这样的现代诗人学了西方人的浪漫,却学不到西方人的笃信,很靠不住。即使在欧洲,20世纪仍有不少妇女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只不过名词上不称为礼“。尽管她们不是修身的人,却是虔信基督教的传统妇女“[6]。

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7]

二十世纪之末,一个女学者谈到自己在婚姻咨询时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新女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多次交男友都没有成婚,原因是这位新女性不隐瞒自己曾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对方虽然是新男性,也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可是全都不愿意找一个有性史的女性为妻。这位新女性的男友全都素质较高,各方面条件很好。如果这位新女性隐瞒自己的性史,本来也不难成婚,不难建立自己的家庭,可是这位新女性认为,如果对方连非爱情的性史都容忍不了,那还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如果爱情也要建立在相互欺骗的基础上,作人还有什么尊严?

女学者的忠告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对爱情的理解很不一样;女同胞不要受一时的情感驱使,要善于保护自己[8]。

调查发现:2/3的女婚外恋者和1/5的男婚外恋者重情,2/3的男婚外恋者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调查中的女婚外恋者全都只有一个性伴侣[9]。

男性与女性之间不但对爱情的理解十分不同,也不但在受精卵之中有先天的不同,而且进入学龄之后,还有许多源于先天的不同,直到成年时期,仍然差别很大,甚至在购物这样的小事上也体现出来[10]。

在女人的一生中,只有很短的时期对男人具有纯生理的魅力。进入生育期之后,妻子很难靠着纯生理的魅力来笼住丈夫。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不愿意生育,甚至不结婚,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西方社会出生人口下降,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因为即使地球的资源无限可用,也需要海盗们生出小海盗,法制钱选社会才可持续。

儒家主张夫妇以礼相待,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母亲和儿童,保证宗族延续。孝和悌都要建立在确定的血缘关系中: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诗经·关雎朱熹注)

从男人的本性来看,谈起爱情的时候,只认对方是个女人,不考虑对方将是母亲。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是这样,狒狒。叶猴。古猿等甚至要杀害非亲生的小狒狒。小叶猴。小古猿。母系社会的起源,内驱力就是母古猿保护自己的子女[11]。儒家用礼来保护母亲和儿童,所以中华古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到现代的文明。

保护儿童最需要礼,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制定许多法律来保护非成年人。儒家用礼来保护,不但成本小,而且是从家庭这个源头上保护儿童和后代。

笔者在高校中从教多年,有些天资很好的大学生因为父母婚变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常令笔者叹息。至于中小学生,真正见诸媒体的案例远远小于教育工作者所知。

2000年九月,成都一所私立中学为了维护校园中的人文环境,拒收离异子女,实在是确有苦衷;该校在200人左右的家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出乎意料地获得长达3分钟的掌声[12],说明年轻的母亲们直觉到这一决定不但有助于自己孩子的教育,而且有助于约束丈夫和自己保持婚约。

对于单亲儿童心理压力的真实感受,媒体很少曝光。仅以2000年的一则报道来看:某十二岁的小学生一日被父亲的情妇诱到某华屋,夜间醒来发现自己的父亲与阿姨“正在作爱,其父嘱托女儿不要将此事告诉母亲。女儿不但同意了,而且为了维系父母的关系,小小年纪守口如瓶。直到小姑娘在一篇作文中倾吐此事,才被教师传到媒体[13]。

小姑娘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媒体中轻描淡写。笔者却想起国王头上长了角的故事:一个国王的头上长了角,可是害怕被臣民知道,所以每一次理了发,都要杀掉理发师。最后,全国只剩下最后一名理发师,不能再杀了。国王严令理发师守口如瓶。理发师每次给国王理了发,夜里都做梦,吓得半夜里醒过来。后来理发师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森林里对着一棵大树大喊: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这才感到心中好受一些。

故事的最后也很有启发性:一个乐器师正好看中了理发师喊话的那棵大树,砍下来做成一把提琴。当乐师们在国王宴会上演奏时,这把提琴传出了理发师的声音: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国王头上长了角!“事情再也藏不住了,国王干脆摘下王冠。从此,戴王冠的国王就成了头上长角的国王。

儒家说的礼乐,其实就是把男人或女人头上的角,以及其他一些源于动物的隐私,变成与文明社会相容的东西,通过一定的礼仪,使得人们既能够享受世俗的生活,又不危及家庭和谐,不危及子女教育,不危害文明社会的群体延续。汉唐宋明清,尤其是宋明清,中国社会中的父亲们只要没死,就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失去父爱,更不会抛弃自己的子女撒手不管。至于母亲,无论东方西方,多数人都没有丢失母系社会前后的天伦之情。

为了母亲,为了孩子,天下的男男女女,请爱之以敬,行之以礼!

朋友之间的忠恕关系,仅次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夫妇关系,是人间第四个容易得到又不容易失去的东西(参见第6-5节关于丁龙的讨论)。

同道和君臣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像前四伦那么自然,但是儒家利用前四伦的自然关系,增加同道和君臣关系之中善的成分和光明的成分(参见第8-2和8-3节),大大地减少管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有些人为了丑化君子(参见第2-2节),把中国两千多年中的内部和平时期计算得越来越短。按照这些人的统计方法,欧美社会内部一天和平也没有!

例如水浒梁山上的聚义厅,从现代来看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黑社会,比西方的许多黑社会都小。而且水浒传中的英雄不像西方黑社会那么黑: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当时的皇帝在宏观治理上敬宗收族,尊儒举贤,虽然微观操作中会出现贪官,但是宏观秩序不可动摇,所以宋江愿意接受招安,替天行道。

事业从五伦做起,是小成本管理取得大效果的文化资源。

注释:

[1]钱穆: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引自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7～128页。

[2]楹联集锦,安徽黟县西递村,购于1996年,第13页。

[3]张祥平:德治中国,载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5月刊,第48～50页。

[4]北京大学90年代第二学位所用经济学教材,版本待查。

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事务。

[5]佩吉·沃恩一夫一妻制神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0～111,142页。

[6]木子:文明边缘的公婆_欧域生活琐记之二,载华声月报1997年第6期。

[7]罗洛·梅: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引自文摘报1988年6月12日第4版。

[8]笔者听自一次广播,女学者似为陈一筠,待查。

[9]星星夜谈,女学者丁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0年11月28日22:45～23:00。

[10]张祥平:生命之歌_从细胞到万物之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181页。

[11]张祥平:生命之歌_从细胞到万物之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152页。

[12]刘畅:这所学校为何拒收离异子女“,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25日第2版。

[13]北京青年报2000年(月日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