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主义中国化的两面一元“效用

曾有学者指出国情并不完全是本国内部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形成的。“在全球形势背景下,主义中国化无疑也是国内外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际在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国际与中国党的关系论文网>

毛泽东曾经说过:国际解散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它就是司令,他的话,全世界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它。形式上国际没有了,实际上没有哪一国的党不注意苏联的广播,也不例外。“[1]这足以说明国际曾经同中国党的微妙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因为苏联党的缘故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国际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它将宣传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消灭剥削制度作为组织任务。在国际的历史中,曾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主义政党,在捍卫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主义运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对各个国家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导致许多指导失误,而且由于长期受到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高度集中地组织形式影响了各党的独立自主以及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给国际主义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1943年,在国际七大上,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且考虑到各国斗争的本土性与复杂性需要各国党独立自主的灵活处理,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国际的决定,至此国际结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风雨历程,载入主义运动的历史。

中国党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长期接受国际的指导与监督。在党建立初期,国际从思想。组织上给予中国党极大的帮助,使中国党能够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迅速的发展壮大,但是国际六大之际,国际逐渐滋生教条主义,在指导中国GM时将苏联模式视为金科律令,照本宣科,国际和苏共还从组织上培养了一批唯苏共和国际之命是从。自我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把持领导权“[2],导致教条主义的思想蔓延到中国党党内,使中国党连续三次犯下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王明执行了国际的最‘左’的方针,李立三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3]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党员坚决抵制国际的错误指示,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引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式取得了GM的胜利。在国际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党经历了从依赖服从到灵活策略性听取,再到独立自主的变化,这也是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最好史证。

二。国际对主义中国化的正面助推剂“效用

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当苏联党在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取得GM胜利后,积极帮助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了苏联党的崇高使命,这也是列宁创建国际的目的所在,为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党是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十月GM的胜利,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纪元,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党在关注本国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带着无产阶级的使命感将目光投向邻邦中国。国际创立之后,列宁从世界GM的战略全局考虑,派遣国际的代表到中国。这些代表积极同主义的最早接受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联络,向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苏联十月GM的经验,宣传列宁主义。通过国际的帮助,李大钊等人很快在北京成立了主义研究会与主义小组,吸收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1920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起了主义小组,开展多方面的GM活动。1921年3月,在国际和苏共远东局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制定了临时性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为中国党的成立做好了前期准备。1927年6月,国际派遣马林到中国指导党的建立,国际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党。在中国党一大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中国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与基本任务。国际的帮助,使中国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主义的指导地位,避免了各种非主义思潮的侵蚀,使中国党在GM与建设中都能够坚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指导中国GM向前发展,为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二)国际七大决议是中国党进一步推进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机遇和启蒙思想

1935年7月,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上国际执行委员会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六大以来各国党党内所存在的左“倾错误,并且重新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重新调整了国际运动策略,转变了组织领导方式,这为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方面,国际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为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宽松的组织与思想环境。国际第一个章程中规定由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国际的一切支部发布指示,并监督他们的活动“,各个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指示“[4]在第二个章程中,又明文规定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做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5]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使得每一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苏联党,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凌驾于各国党之上,使本应平等的关系陷于不平等的格局。国际七大上,执行委员会纠正了一直以来的左“倾认识,季米特洛夫认为各国指出各国党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主义的原则和实施国际的策略“,国际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干涉各国党的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要机械的把一国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的格式和笼统的公式去代替具体的主义分析。“[6]这一次大会,国际改变了高度集中的组织方式,使中国党获得了独立自主指挥中国GM的机会,而中国党也抓住了这一时机,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GM道路。另一方面,国际关于本国化。具体化的倡导为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启示意义。季米特洛夫曾说过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7]这说明七大以来,国际的领导人认识到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下,各国党依从国际的教条指示给各国GM带来的挫折,此次大会季米特洛夫强调了各国党把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以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护者“,在各个国家内必须调查。研究。判断其民族特性和法西斯的民族特性,由此规划出一些反法西斯斗争的有效方法和形式。“[8]当中国党深刻认识到国际指示并非完全正确之后,国际也反思到只有符合国情的斗争策略才能最好的服务本国GM。因此各国党应该越来越自主,并且应该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要根据实际来进行领导。“[9]已经独立自主展开本国道路探索的中国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将主义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对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使主义获得了民族特性,向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不断靠近。

国际的正确决议和指导,不断帮助中国党的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免走了很多弯路与错路,使中国党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能够坚持主义立场,以中国化的主义指导中国GM实践,最终发展成为能够独当一面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党。

三。国际对主义中国化的反面催化剂“效用

纵然国际对中国党与中国GM给予了很多指导与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国际的失误,给中国GM带来的诸多失败和重大损失。正是这些失败与损失使中国党认识到从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GM问题的重要性,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党走中国道路的决心,催生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思想,促进了主义中国化。

(一)抵制国际错误指示过程中诞生的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策略

北伐战争时期,在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了人民GM统一战线,后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屡次进攻,给中国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国际认为党只能在合作中起不大的辅助作用“,而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主要现实力量“。[10]为了维持国共两党GM统一战线,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接受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权问题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问题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动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种错误根源在于国际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分析,他们误判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的性质,最终做出了错误的指示,可以说国际对大GM遭受到的严重挫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GM的失败,使中国党发现了国际的错误,认识到牢牢掌握和坚决捍卫GM领导权的重要性。1925年,中国党四大上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民主GM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GM运动,必须最GM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11]自此,中国党开始了建立GM武装,抵制国际关于领导权错误指导的行动。1927年8月1日,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表明GM到底的坚定立场,中国党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成为中国党独立领导武装GM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标志,而国际错误指导成为了中国党所领导的GM军队诞生的助产婆。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导权问题上重蹈覆辙,要求做出妥协,但是遭到了的坚决抵制和斗争。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一文中指出,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就不能建立。“[12]这是对国际错误指导的直接回答。中国党在GM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二)抵制国际错误指示过程中诞生的中国道路思想

1927年八七会议,在国际帮助下,中国党确定了进行土地GM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对于采取何种GM道路的问题却出现了分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的苗头,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GM道路,然而三次尝试均告失败。面对国际六大上所确立的以是否维护苏联利益作为判断各国党是否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标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党并没有妥协,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以及结合GM实践经验,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土地GM。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中国GM的现实问题,既是对中国GM规律的新认识,又是对教条主义的鲜明批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写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GM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3]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GM政权的道路,并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全党共识。这是对以城市为中心“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国际错误道路指示又一次坚决抵制的产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坚定的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中国GM问题必须从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GM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对国际的错误指示给予了有力地回击。国际奉行教条主义,并且这种错误思想蔓延到中国党党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实行的把主义教条化。把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GM几乎陷于绝境。“在这样千钧一发,如履薄冰的时刻,毛泽东等同志实事求是不妥协的态度拯救了中国GM,这促使主义的中国化萌芽和不断发展。特别是遵义会议召开后,主义中国化的趋势日益明朗,并且成为党内的共识。正是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GM一度陷入绝境,才使主义中国化得以从中催生并且发展,使中国党认识到必须将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GM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小结:国际助力主义中国化的一元化“

在谈到国际对中国GM的指导时曾说过: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4]国际伴随中国党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既有对中国党的正确而有益的帮助,成为国际对主义中国化的正面助推剂“;也有错误而有害的指示,成为国际对主义中国化的反面催化剂“。这两剂“并进最终实现一元“,从而促成了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对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两面一元“的效用。

国际对主义中国化的两面一元“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