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布迪厄曾重点分析了家庭中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他认为文化资本主要是教育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家庭传递的文化资本,既取决于在居住共同体中能够予以支配的文化资本的意义,也取决于家庭中可供使用的时间的多少(特别是母亲的自由时间)以使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为可能。对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来说，教育机会的获得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差异的传递主要是通过教育以一种再生产的方式从父辈向下一代而进行的。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各类学习方面或多或少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他们常常是处在教育场域之中，因而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继而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促成家庭文化资本的流动，从而帮助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等，最终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这一点，在孩子早期的家庭教育中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孟禄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除去某些个例，我们是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规律的：出生于家庭背景处于上层的孩子所受到的早期家庭教育会明显优于家庭背景处于劣势的孩子。家庭背景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我们不排除有部分家庭背景处于劣势的孩子通过学校教育和自己本身的努力、突出的思维逻辑，使得自己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但这仅仅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孩子继承了家庭背景中潜在的“惯习”，带着父辈在文化资本上给予他们的特权，接受着高等教育。

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若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孩子在进入大学时选择的专业在很大可能上会与医学有关，同时，他们的孩子对医学方面的兴趣，相对来说会高于父母都不是医生的孩子。这是因为孩子在早期教育中有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了显著的区别。因此，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对子女的受教育状况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又被称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也就是说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分为了“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 [10]。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这一影响重点体现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优势社会阶层，其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并且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便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的子女，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偏重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层次[11]。因此，父母经济、文化资本的提升不但能够增加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而且会明显增加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另外，在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方面，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的。也就是说，即便家庭背景处于劣势的孩子顺利进入高等教育，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知识更多的偏向于学术化。与那些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兴趣爱好、专业的选择、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都会凸显出显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