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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内群体偏私现象的确存在。梁燕玲釆用情景式的博弈任务,实验中作为第三方旁观者的被试分别对不同社会关系的独裁者和接收者在三种不公平的水平即低、中、高进行了利他惩罚，社会关系由远到近区分为五种类型:陌生人、普通朋友、好朋友、恋人、妈妈。结果显示，在低不公条件下,被试对五种不同社会关系独裁者的不公平行为的利他惩罚强度差异不显著；在中不公平条件下以及高不公平条件下,被试对五种不同社会关系的独裁者的不公平行为的利他惩罚力度从大到小依次为陌生人、普通朋友、恋人、好朋友和妈妈,相互之间的差异显著。而被试在面对不同社会关系的接收者时，在低、中、高三种不公平的水平下，利他惩罚由大到小均为妈妈、恋人、好朋友、普通朋友、陌生人。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距离也即人际关系亲密度对“独裁者”的利他惩罚力度具有显著影响；通过不公平愤怒情绪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对“独裁者”的利他惩罚[10]。学者尹德国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通过三因素完全随机设计探讨了共情、立场、身份三者对惩罚公正的影响，结果表明三者两两交互作用对惩罚公正产生影响，对受害者共情处理组和受害者外群体处理组认为应加大对罪犯的处罚力度，而对罪犯共情处理组和罪犯的内群体处理组则认为应减小对罪犯的处罚力度[11]。
而一些研究也发现，被试对内群体成员要求高于外群体成员，也即出现我国传统所说“大义灭亲”的现象。如Vaish和Amrisha等人2011年对三岁儿童的利他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儿童对于自己熟悉的成员违反游戏规范时，如不遵守游戏规则或者不遵守道德规范或对其他儿童造成伤害时都会提出抗议；而对于外群体成员，只有当他们违反道德规范时才会提出抗议。这表明儿童对于不同群体身份不仅有区别的对待而且对外团体成员期望较低[12]。同样，Shinada和Yamagishi等人在2004研究也表明，合作者更加严格的惩罚内群体成员中的不合作者，但是不合作者更严厉惩罚外群体成员中的不合作者，也即被试对于内群体成员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