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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能为“新”而追求新
因为传统的语文课经常被冠以“干瘪﹑陈旧，毫无创新”之罪，所以，新课改后的老师在文章解读上都有了改变和创新。郭初阳老师在回复王荣生老师评价《愚公移山》课堂实录的帖子中也承认，他的每一篇课文都是个案处理的，动机是求新、求异，还有求真。[2](p158)求真求新本身没错，但我们一定要根据文章本身进行合理解读，适度创新，而不应为了响应号召，过分追求新，那样就会架空了创新，会有超出“语文”之嫌，使课堂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甚至还有“过度解读”之嫌。王本华在《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中指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这一说法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是因为语文兼差过多: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提高审美观的任务、提高思维能力的任务等等。这样，语文本身也成了其中的小差事之一，反而不是主要内容了”。 [5]（p196）这点与黄厚江老师所提倡的的“本色语文”也是不谋而合的。语文课，就应该上语文本色的东西，语言、文字、情感、人文等。
《愚公移山》课例中，郭初阳老师最后一个采访外国老师的DV就是属于不合适的，我们都知道文化是经济、政治的产物，而且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边就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是的，对于文本解读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可是这对于这篇文章的教学价值而言并不是新视角，而是过分解读，而且已经忽视了大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因而不仅不能帮助学生理解文本反而会使学生离基础文本的解读目标越来越远，而基础的课程目标没实现,那么往后的阅读能力只能是建筑在没有地基之上的空中楼阁,一摧即毁。就像涂国文老师所说的，解读已经拔出了文化背景[12]。就像我们不能在中国“实用文化”的背景下理解法国的浪漫气质一样，所以《项链》的主题“虚荣”一说并不能成立。
郭初阳老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课堂教学中围绕“公民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我认为是有偏向政治的倾向，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一对政治术语，两者的关系问题理应是政治课讨论的问题，而在文学中，就应是个人与祖国的关系陈述。我们应该还原语文的本色，让语文教的纯粹是“语文”的东西，让语文课真正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