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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惯用语是词汇当中一种重要的语言单位，但将其作为独立的名称来研究开始于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对习语惯用语，语言学家有不同的定义，有的认为习语惯用语是在日常会话中广泛传播的词组，它有固定的格式，而且结构更灵活，通常会通过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方法而获得一定的修辞意义，从而充满生动性、形象性和特有的表现力。如：“碰钉子”，并不是手或者身体某个部分真的碰到一颗大钉子，而是比喻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钉子”其实是困难阻碍的象征。还有的定义方法更加简洁：“习语惯用语是一种用来表达习惯含义的固定词组。”“虽然定义的详略不同，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习语惯用语是一种固定词组。”[1]
通常按照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来说，习语惯用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而成的固定短语，并且结构相对稳定，但同时灵活性也是它重要的特点，一般来说由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组成。如：“炒鱿鱼”，结构稳定而又灵活，我们在用的时候可以说“我被炒鱿鱼了。”也可以说“老板炒了我的鱿鱼。”并且，“习语惯用语的意义具有双层性和变异性，并不是其构成成分的意义的简单相加。”[2]如：“炒冷饭”并不是简单字面上理解的将冷饭放入锅中反复炒一炒，而是指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没有新的内容。字面意思与习语惯用语的实际意义是有区别的，但仔细想想又是有联系的。最后，习语惯用语具有描述性和鲜明的口语色彩。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于习语惯用语本身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将习语惯用语本体与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习语惯用语字少而含义丰富，语言生动、活泼、形象，充满了趣性，而且可使表达更加含蓄、幽默、意在言外。千姿百态的习语惯用语为汉语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感染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习者，特别是中高级的汉语学习者，他们能够从俏皮、幽默的惯用语里找到汉语的文化精髓，找到汉语学习的乐趣所在，也正是这样才更加努力去学好这门语言。所以，以后的研究中，将习语惯用语与实际教学结合起来的的研究非常重要，是汉语学者与教育者不断奋斗的方向。
汉语拥有大量的习语惯用语，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地将所有的习语惯用语全部教给学生，我们应选择那些生命力强的，运用范围广的，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要舍弃那些带有粗俗难懂的、缺乏时代感的那些习语惯用语。学生面对习语惯用语是没有分辨与选择的能力的，教师的选择性教授就十分重要，这是教师在讲授习语惯用语前先要做好的工作。
首先，“所选用的习语惯用语应当具有积极向上的指导性意义，虽然说习语惯用语是历史的沉淀、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但有些脱不了过于粗俗的弊端。”[3]如“吃豆腐”、“粉头”、“小蜜”等。对于思想内容不健康的习语惯用语，我们肯定是要摒弃的。在教学中真正需要留意的是诙谐有趣、生动形象、婉转含蓄、具有独特审美意义的部分。比如说“皮包骨”，人们立即想到皮肤包着骨头、瘦骨嶙峋的骇人模样，也很快可以领略到它所比喻的拼命做事的状态。“再比如说“老掉牙”，基础义指的是年纪大的人因身体衰竭而牙齿掉了，一般用来比喻食物言辞等陈旧过时。”[4]只有这种生动形象妙趣横生的比喻，才能引发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
其次，只有那些与时俱进的习语惯用语才有被选择的必要性。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社会，已经失去存在价值的习语惯用语不应再被选用，而且一些有特殊时代背景的习语惯用语，在教学中也应当谨慎使用，即使是使用也应当注意结合时代所赋予它的新的含义。同时，在日新月异的新时期，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大环境下，新的习语惯用语不停地出现，如“很山寨”、“打酱油”、“女汉子”这类如今已耳熟能详的新词，是不是应该在教学中予以足够的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