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资产

1.1、国内研究综述经济制革新后，中国经济水平呈稳步发展的势态，城镇居民的理财越来越受重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举措的调研，对我国金融市场将有深远的影响，业界人士通过大量研究，为家庭财务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李建军、田光宁(2001)指出，在未来，中国居民将改善金融资产结构，储蓄存款比重将下降，储蓄存款不再是家庭首要的选择，证券风险类资产比重逐步上升，保险类资产比重拥有较大的上升空间[2]。樊伟斌(2000)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和结构的演变，家庭决策行为的变化催生资本市场供给的多元化[3]，但这也只是初步多元化，衍生一些低层次的负面效应。不过，也有利于居民防范风险的意识，以及金融制度的革新。

宋光辉，徐青松(2006)通过以股票市场调查为突破口，解释了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渠道多样化，指出“财富效应”和“融资效应”带来的不足[4]。投资力疲软，阻拦了我国据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历程，当局应采纳深化改革、减少股市的政策性带来的危害、培育理性机构投资者等措施，优化投资环境，拓宽投资渠道，增强股市投资功能，为我国居民资产多元化创造条件。

2004年，胡进分析了投资偏好与家庭金融资产的关系[5]。充分地论证了市场经济波动时期，金融配置的布局着重致力于将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投资。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单一化趋势仍非常明显，这需要推进制度革新，提高就业水平，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水平。

1.2、国外研究综述

海外学界在家庭金融方面，初期以理论导向型为主，Markowitz（1952）最初提出了一种考虑到风险的资产选择模型，转变到考虑人力资本、偏好、不完全市场、房产等内生变量因素，随后学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由理论导向型转向实证研究型[6]。

国外学家比较注意对金融资产布局的研究。罗纳德·麦金农（1993）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4年数据进行研究。他指出国家通过向家庭住民借入闲置资金来缓解恶化的财政状况。利用居民的金融资产弥补财政赤字，国债和现金存款一时间占有极大比重，反之也促进了经济政策的实施。

阿格纽（2003）、圭索（2001）等人提出观点，一定程度上年龄、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同时，研究人员认为，不能规避的外部环境降低了居民对风险资产的需求[7]。金融投资的外界环境主要由金融发展程度决定，通过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分散交易风险影响家庭投资决策。

2、金融开放

Gold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结构”论，1960年左右他引用了一系列股票和流动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最后，他发现金融资产布局更先进，资金配置就更有效，就更能改善和促进经济运行。这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参考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也可以引入国外金融工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该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提高我国的实际资本存储量，引领国际资本的合理化，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层次。另一方面，离岸金融也促进金融资产结构的完善。海外融资作为补充国内资金短缺，扩大剩余资金的投资渠道，在大多数国家的某个发展阶段都发挥了庞大作用。

麦金农和肖恩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8]。金融学者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后，他们指出了普遍存在的现象——第一，这些政府在信贷、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方面存在一些限制。第二，资本流动管制出现了人为的干预。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导致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从而制约了该国家的经济发展。金融抑制现象普遍化，业界学者“因地制宜”在我国情况为基础建议通过汇率的限定，消除信贷管束，打破金融业准入壁垒，开放金融业民营化发展和银行自律管理[9]。这一理论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开放”的理论基础，开创了金融自由化时期，进而全球领域内迅速扩大，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