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可以对高科技信息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同印度相比,中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主体税种未能充分体现鼓励科技投资的意图,针对性不强,只注重营利企业,未聚焦于高科技信息服务业特有的投资风险和成本等等,从而造成与相关政策的不匹配。智力资本投入不能计入软件产品进项成本等等。
印度政府对计算机行业实施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税收优惠大体可以划分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和关税方面的优惠。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包括对计算机软件出口获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者的所得税优惠。关税方面的优惠包括免征计算机软件的进口关税等。
印度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在于,要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减让来分担科技投资的风险成本,扶持各类企业从事R&D活动,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形成一个鼓励科技投资的政策链条。目前,亚洲一些小国还没有充分注意发达国家和印度这种围绕R&D进行税收优惠的趋势,因此印度经验更值得注意。
(四) 创建有利于软件企业融资的融资机制
中国软件业发展滞后的主因之一,是软件产业与资本市场相脱节,二者没有有机结合起来,更谈不上金融创新。传统的金融工具对中小软件企业这样的“二高企业”从制度上来说就是抵触的,比如银行贷款需要抵押,而软件企业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所以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印度经验表明,现代风险投资机制可以把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高新技术及其服务业产业化。
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实践证明,这并未调动企业研发积极性。可以考虑借鉴印度经验,改为以研发税形式,通过积累风险投资基金,服务于高风险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针对中国软件企业难以进入国内中小企业板市场的实际,借鉴印度经验,由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国内或海外公司共同建立针对不同专业方向的风险投资基金。同时为软件公司进入国内外证券市场融资创造宽松的环境,允许信息技术企业注册后1年内就公开上市集资。
除以较低利率融资外,印度商业银行利用存款增量的5%作为研究人员风险投资基金,并以权益资本的方式向企业参股。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则建立专门的IT金融部门为软件企业提供服务。
(五) 建立适用人才培养机制是软件业兴旺发达之本
中国当前软件业固然缺乏人才,但主要问题是人才结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表现在软件人才结构成“橄榄型”,即高端人才和低端软件蓝领较少。而印度形成“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员、程序员”这样合理的人才结构,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印度政策选择的结果。
(优尔) 软件产业集群要具备双要素条件
印度软件和外包业形成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软件园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方式实现的。区域聚集产业经济理论和我国制造业产业聚集所提供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的软件产业同样必须走区域聚集的道路。
在印度的实践中,成功的软件园,大多同时具备物质要素与智力要素(如院校、精英、文化)两方面的条件。班加罗尔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比中国软件园遍地开花,但成功率不高的现状,我们可以从印度经验中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建立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与一般招商引资不同,不光是物质要素的聚集,而且必须伴之以科技教育文化要素的聚集,如果不具备科技教育文化条件,不宜盲目上马软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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