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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研究，国外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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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1979)的，FIood和Garber(1984)着重分析了政策体制不协调所引致的投机性攻击。为了弥补与名义固定汇率和国内货币需求增长不相一致的财政赤字，政府给中央银行的国内资产增长率限定了目标。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情况下，对货币的需求事先已确定。因此，国内银根部分的扩大可以随时得到国际储备变动的弥补。当中央银行国际储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中央银行将停止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将自由浮动。当投机商人盘算进攻能够成功地造成货币适时贬值时，这个政策体制便告完结。投机者之间的竞争必然促成投机性进攻。22041
Fernandez Arias和Montiel(1996)针对20世纪80年代世界性债务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认为国外利率在推动资本流入的方向和规模上起了关键作用。此外，其分析表明，信誉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信誉的丧失将迅速危及国际资本的流入。同时，他们认为对资本流入适当控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总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资本流入的外汇干预效果取决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准备金的充足度。资本流动程度越高，为冲销干预而累积的。准备金也就相应要求越多。论文网
Stiglitz(1998)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不具备时实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加剧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严重时导致危机的发生。前关贸总协定经济政策顾问Bhagwati(1998)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与亚洲各经济体放松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使银行和企业能够在国外融资并由此引发大量国外短期资本的借入分不开的。Mckinnon(1996)指出，严重的银行道德风险会使人们对经济产生过于乐观的预期，导致外资的过度流入，即“过度借贷综合症”。Krugman(1998)也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亚洲的银行危机。
Reinhart(1999)就存款准备金对货币供应量从而对资本流动的作用及影响作了分析。他们指出，由准备金的调整来平衡外汇冲销干预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将对汇率产生短期影响，有时甚至是长期的影响。
Chang & Velasco(2000)的研究认为，东道国银行不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也会引发金融危机。他们发现，东道国银行的对外负债结构、外汇资产水平共同决定了银行的利率水平。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取决于银行对自我实现的挤兑行为的预期，当预期挤兑的可能性很小时，银行会增加流动性较差资产的持有规模。
对于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研究，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姜波克、王军(1998)认为，汇率高估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游资攻击对象的基本原因。当然，一国货币成为被冲击对象，除了基本原因外，突发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如一家重要金融机构的破产并引起连锁反应，贸易收支在长期顺差情况下突然发生逆差，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放慢，短期外债过多且偿付期过于集中而发生临时性支付危机，政局发生动荡等。
胡援成(2005)通过考察构成资本流动的三个组成部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部门投资，与金融稳定的三个经济变量(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GDP增长率)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借助于协整理论，建立恰当的VAR模型或VECM模型并进行总量与结构分析，利用脉冲反应与方差分解技术，较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而金融和经济状况又促进了资本流动。
李成、郝俊香(2006)基于IS-LM-BP模型阐述了资本流动-经济非均衡的生成机制，揭示了资本流入规模、资本流入结构、外汇储备及经常项目是影响一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通过建立资本流动影响金融安全的测算体系，对1996-2005年我国资本流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本流动状况总体较好，状态界定为安全；资本流入规模正常，但期限结构不够合理；现阶段我国资本流动的安全运行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