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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曾就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和本地人的研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在他看来“所谓二元社区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致在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
然而就二元社区，又有学者指出，“城中村”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中村”问题形成的基础条件，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是“城中村”问题形成的制度基础，行政管理制度是“城中村”问题存续的重要原因，城乡二元保障制度是“城中村”存续的必要条件。
学者蓝宇蕴就曾这样描述广州珠江村“这是广州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地，这里有密得像森林一样的出租屋群，这里住着白领，蓝领，富人，穷人，艺术家，打工仔，乞丐，还有小偷。总之，你能想到得到的人口类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里充斥着城市的混乱、生机和欲望。”这种现象和当今的一些城市大同小异，只是由此看出，城中村与流动人口和城市的规模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只是说到广州，不得不再说到上海，也是一个特例。惊讶的是，上海是一个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但几乎没有乡村之地，这或许也是两市的气质或体现了一定的经济差异。
就研究和解决难度来说，城中村改造现在或是过去一直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村民消极抵抗，宁愿做坐享其成的富农也不要做为生活所累的市民。第二，改造城中村需要大笔资金，政府掏腰包也帮忙解决不了。第三，廉价房供应不上，外来人口安置不了。这些很难得短时间内得到协调，城中村的问题势必将成为持续困扰城市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