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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Raoul et al.（2015）运用20000家意大利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了股权集中以及大小股东间代理问题突出的情况下股权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因素后，他们发现股权集中通过削减研发支出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杨风，李卿云（2016）以2009至2014年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OLS混合回归得出：无论控制变量如何，股权集中度都与研发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股权制衡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则相反。同时，两位学者还进一步区分公司类型、市场化指数分别进行了回归，得出前述关系在制造业和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才显著，说明制造业中大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进一步降低了大股东们的研发意愿。
3.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非线性相关
有些学者认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大股东侵害占有小股东利益的动机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强，会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出某一临界值时，大股东与企业的利益捆绑，会停止侵占小股东利益，而转为关注企业价值提升与企业的长期回报，因此会激励管理层实施创新战略。由此，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U”型相关。
白艺昕，刘星，安灵（2008）通过面板数据Vogt模型证实，由于堑壕效应以及利益趋同效应，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强度的传导效应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而股权制衡与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刘胜强，刘星（2010）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至2008年间的数据回归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对于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能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舒谦，陈治亚（2013）的结论与上述刘胜强，刘星（2010）两位学者相同。
罗正英，李益娟，常 昀（2014）基于2008至2010年间沪深两市民营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当股权集中度低于一临界值时，股权集中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少；高于该临界值时，则反之；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第一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关联交易更多，则对企业创新研发资金的挤占更多。同时，三位学者得出，股权制衡与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是有效缓解该矛盾的方法。
另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所有者偏好使其长期收益最大化的战略，而企业管理者因关注职位安全与个人财富等，偏好使其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战略，由于创新研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研发成功带来的收益在遥远的未来，且会归属于股东，而研发失败将会给管理者带来损失，因此一般企业管理层不倾向于做出研发投资决策。当企业股权分散时，小股东们的“搭便车”行为会使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作出决策。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股东监督高管的激励增强，会通过自己的“声音”影响管理层做出能提升企业价值的创新研发决策。当股权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时，大股东拥有企业大部分的股权，无法分散风险，进行风险较大的创新研发决策时会变得谨慎，对创新决策的支持力度下降,因此股权集中度应与研发投入倒“U” 型相关。
冯根福， 温军（2008）以2005至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发现以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百分比之和度量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强度呈倒“U”型相关，研究还进一步得出，当前五大股东持股百分比在45%前后时，研发投入强度处于峰值。
肖利平（2016）基于战略新兴产业2010至201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实证发现，一定的股权集中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而过高的股权集中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倒“U” 型相关；与此同时，股权集中情况下的股权制衡有益于企业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