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观念是养老实践的基础，指导着养老实践的进行。近些年来，农村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使农村养老观念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备受关注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养儿防老”观念、养老责任、养老方式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进行分析。93784

从“养儿防老”观念来看，不少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已经在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仍被大多数人所肯定。在《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于长久认为：“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是人们基于经济条件限制而为自己未来买的一种“人格化”的保险，是人们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的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2]。在《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中，田北海认为：虽然人们的养老观念会随着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基础、职业特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是“养儿防老”观念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沉淀物，仍然有着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3]

从养老责任和养老方式来看，许多研究成果都表明，养老方式和养老责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特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社会化养老方式逐渐兴起，使人们不再单一地强调家庭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而是将责任也分担到政府和社会等主体的身上，倡导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即便如此，绝大多数村民仍然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的养老方式，强调子女和家庭的养老责任。这是因为不论是父辈还是子辈，由于受传统养老文化的深远影响，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反馈式”养老的传统，都青睐于选择有着深厚情感联结的家庭养老方式[4]。的确，同西方的“接力模式”不同，我国的养老方式是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的“反馈模式”，子女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年老父母的赡养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父母与子女之间是一种供养与被供养的代际交换关系[5]。有调查证实，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不论是原来的大家庭养老还是如今的小家庭养老，“反馈模式”仍广泛存在于我国农村地区。[6]

从养老保险来看，主要有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虽然两者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李静萍认为，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太协调，部分地区呈现“橄榄球”形状，虽然近几年来二者的协调度出现了小幅度提升，但是由于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滞后，并不明显[7]。钟涨宝和聂建亮在《农民的养老观念与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评价》中也认为农民对新农保的态度不是特别的肯定，认为其只是有限保障，仅是对于较低层次养老的保障。[8]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养老观念的研究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的，都注重分析这些方面的转变和影响因素，对养老观念的区域差异的研究却很少。虽然李俏的《农村养老方式的区域差异与观念嬗变》从宏观上对其进行了探讨，但比较笼统。在我看来，我国幅员辽阔，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大。区域比较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养老观念的地域特征，也有助于厘清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对养老观念的影响，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发布[J]。城市规划通讯,2013,(05):12。

[2]于长永。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10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1,(03):6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