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络红人媒介形象分析
桑顿认为,在亚文化建构过程中,媒介的作用比亚文化群体成员本身的作用更大,造成亚文化的媒介镜像更加复杂[10],有不少论文对于网络红人的媒介镜像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对于“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媒介形象的转型进行了分析,其媒介形象在十年间从另类转向励志,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从传统媒体的主要推动到自媒体的参与其中,再加上网民与芙蓉姐姐的互动,共同完成了芙蓉姐姐媒介形象的转换和重构[11]。也有学者仅针对女性网络红人这一群体进行分析,对互联网发展第一个十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的特征进行总结与归纳[12]。网络红人的媒介形象较之十年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红人从以“审丑”、“搏出位”为主转变为以“papi酱”为首的新一代网络红人正在以制造话题、敢于批评、关注热点、乐于打破表象的共同点迎合大众,同时也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和喜爱[13]。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笔者发现学界当前对于网络红人的研究仍存一定局限。首先,现有对于网络红人的研究较为分散,在研究时多找出典型网络红人进行表征与原因分析,缺乏对于整个网络红人群体的镜像呈现,而实际上网络红人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草根、名人共同促成了网络红人的繁荣,因此,有必要对于整个网络红人群体镜像做进一步探究,并对网络红人进行类型化解读。其次,现有研究在对网络红人进行研究时,较少地将其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即使将网络红人与青年联系在一起,也多涉及网络红人对青年的影响,网络红人正在对主流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它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是否能反映出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变化?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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