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市场上信贷交易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但是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随后我国经济强劲反弹，部分领域出现过热现象，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2010年起，中央银行连续5次加息并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中小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由于缺乏可抵押资产或者自身规模不够规模，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转而向民间资本寻求短期融资，民间借贷利率随机上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研究信贷履约的信任博弈，对民间金融市场的各种信贷现象能有理论的解释。64940

Ernst Fehr和Colin F. Camerer[1]的研究指出人们在关心自己的收入时，同时还会在乎其他人的收入，人们在了解到规范性的收入参照时，他们会倾向于付出代价来增加或者减少其他人的收入以期获得社会性的公平。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2]则指出如果要在实验室进行相关的实验，必须排除自身的偏好。晏鹰等[3]则指出履约行为是否违约与履约双方是否固定、固定方是否有良好的履约规范存在等有很大联系，固定的履约双方和固定方良好的履约规范对履约的遵守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不拥有这两者的履约双方，则很依赖政府等第三方机构来保证履约的进行。无名氏定理( folk theorem) 的存在性说明了自发的集体行动是可能的。Guttman[ 4] 对以牙还牙和声誉模型讨论的本质也是集体成员在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有限重复但具体的期限不明确) 产生了可置信的声誉基础。Macleod[ 5] 发展了一个基于重复博弈框架的合作社理论。据此, Dong 和Dow [ 6] 也证明了社员之间的相互威胁策略有助于自发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实现。朱宪辰、李玉连[ 7]在动态序贯博弈的基础上描绘了群体性合作的现实路径。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就是信任，信任关系在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活动往来主体之间因相互信任程度提高，则会采取信任行为，并将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实现。这将导致物质与非物质因素在社会活动成员之间流动加快、效率提高。项勇等[8]的研究指出信任的前提是相互信任会给双方带来比不合作更高的利益，其次合作的背叛者获得的收益应该不多而被背叛者的收益不能太少，这样才能保证合作的进行，然后长期的信任博弈将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合作几率，增进双方的了解也有利于合作的进行。

夏纪军、张来武、雷明（2003）则是建立信任模型，通过投资博弃分析特殊信任与普遮信任的特征，实验者之间的关系亲疏对实验者的决策有很大影响，对于“自己人”选择信任，利他偏好更强，对“圈外人”则是自利偏好，利他作为对他人福利的一种关心， 并不以对方的合作为条件， 具有无条件性。它在社会进化中极容易受到侵害， 所以必须通过对利他对象的选择性来保证其演进稳定性。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人们只对特定对象具有较强的利他倾向，一般双方的情感关系越近，利他倾向越强。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2010）对信任水平及其对合作的影响进行了更细化的测度，运用一组实验数据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了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分别用信任博弈实验和GSS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行为个体的信任水平，并以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额作为其合作水平的度量。结果发现论文网，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即无论是否控制利他偏好，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额均可以被GSS信任指数解释；同时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实验方法测度的信任和合作两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并在控制个体差异和利他偏好及风险偏好等条件下，发现个体的合作水平与其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其通过问卷测度的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信任能够促进合作假说的成立依赖于信任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