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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在环境的影响
琦君成长在浙江温州一个名门家庭，由于家世背景，她小学接受的是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中学时则考入教会中学。上大学以后，琦君又师从我国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并成为其得意女弟子，传统的诗书教化和成长经历使得琦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修为与感知，由于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教会学校的影响,琦君的散文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气氛和意境，形成了一种“温婉柔美、谐而不谑、哀而不伤”的散文风格。
父母在琦君的散文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她笔下的双亲却不是她的生身父母。在《永世有情人》的序言中，琦君透露道：“数十年来，我笔下的母亲，其实是对我有天高地厚之爱的伯母。我一岁丧父，四岁丧母”幼年丧失了父母，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然而，在琦君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那种过于哀戚的悲伤，即便是怀念也是淡淡的、轻轻的，在绵远悠长中狠狠地攫住每一位读者的灵魂，让我们读到了一颗善良、诚挚、坚韧、拥有深邃爱心的美丽心灵。这一切源于琦君的伯母，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弥补了琦君母爱的缺失。正是这种特殊的母爱才让读者读起来更刻骨铭心，更显示出它的伟大和崇高，母亲给予了琦君洞察世界的视角, 更确立了琦君面对弱者的慈悲态度。言传与身教熔于一炉的家庭环境，孕育了琦君温柔敦厚的个性和慈悲的胸怀。这些优美的情操自然的流露在她的散文中，当读者面对文本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平和、温暖的天地，人世间的丑恶都好像被抽走了，人类彼此的面目也都变得和善起来。
在琦君的很多散文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母亲也即是伯母对琦君无微不至的照顾呵护以及对琦君深沉浓郁的爱。她笔下的母爱展现了母亲对子女的呵护、关怀和教育，尤其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琦君在母亲离去三十五年后，依然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母亲。母亲是位简朴的的农村妇女，虽然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外公外婆的教导和她善良的本性以及婉顺的天性，这些都使母亲成为全村妇女的模范。母亲一生笃信佛教，从不说恶毒之言。《下雨天，真好》中母亲在为琦君讲述一个下雨天为瞎子打伞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翁心疼一个瞎子在路上淋雨,就送这个瞎子回家。没想到，最后这位瞎子竟然说这把伞是他的，伞主最后就把伞送给了他。听完这个故事琦君说这瞎子太坏了，然而，母亲却告诉她：“不是坏，是瞎子太穷了”，确实需要一把伞，伞主是为好心人，就送给他了。
在琦君的散文里,母亲的一言一行都为她树立了悲天悯人的榜样。母亲不只在言语上教育琦君，并且还在行动上感化着琦君。在《纸的怀念》中一个山头人在不小心打烂了五彩玻璃后，很恐慌。母亲却连声告诉他“不要紧”，当那山头人想把玻璃碎片带给没见过玻璃的家人看看时，母亲却告诉他，碎片容易割破手，还让阿荣伯再去找了个新的，并用布仔细地包好送给了他。当琦君发现自己辛苦攒的钱被偷了时，母亲却告诉琦君不要声张，不然以后就更没人疼偷钱的那个女孩子了。除了母亲，琦君也用笔尖为我们描写出了其他的人物：宽容的父亲、慈祥的外公、童仙伯伯、夏承焘先生、天主教的白姑娘、信佛教的阿荣伯以及最疼爱“我”的金妈。这些人在琦君的生命中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温情和不容忘却的记忆，他们都感化和教化着琦君要用爱心、善心和宽容心来回报这个世界。
除了琦君笔下的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电影和小说也在琦君的成长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琦君在《胡蝶迷》中告诉我们， “看小说、看电影，从中所获得的启示常常比家庭父母的耳提面命，与学校严师的训诲更多” 。在琦君看来，一个成长中的中学生由于阅世尚浅，其情感则丰富而脆弱，因此看完电影很容易萌生起对世态人情强烈的同情心与是非感。“在我的记忆中，每看完一场电影，心灵上总有很大的感受。悲剧的爱情故事，善恶分明的人性冲突，都深深震撼着少女的心魂。”[2]同时，具有温厚性情的明星胡蝶，也是琦君最喜爱的明星之一。胡蝶所饰演的女性，无论贫富贵贱，总是很温厚善良，一颦一笑间都给琦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深深喜爱着胡蝶的琦君在望优尔的年纪里，终于在文友家看到年逾花甲的胡蝶，“那一份惊喜兴奋无法形容”。琦君依旧为她的雍容大方、性情和蔼而折服，胡蝶的态度、谈吐以及幽默依旧给琦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