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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拿大殖民地文化与现代文明特定的境遇
加拿大从17世纪到20世纪一直都是殖民地。长期以来，加拿大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表现远离世界文化中心，呈现出一种边缘地区的风貌。这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心态：人们心里的无中心化，脱离中心意识群体的疏离感。加拿大作家感觉到他们描写的不是自己的地方，更不是自己的家乡，单纯地活在自我的世界里。这与最初来到这里躲避灾难的人的想法一致。他们更多地关注生存问题。由此殖民地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刻印与地域文化的被忽视。随着加拿大文化的发展，作家们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文化。加拿大文学也从美国、英国和法国殖民状态下的文化影响解放出来，开始趋向于女性文学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开始专注于加拿大本地的自然风貌和民风习俗的描写，以及对传统的殖民地文化的反抗和逃离。这时的女性已经开始学会独立生存而不再仅仅去依赖男性生活。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殖民地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文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最初的殖民地文化是求生存、孤独、失败和死亡等主题，作品中的主人公关注的是温饱问题、疾病问题和命运问题，她们很少关注周围的生活环境，只是带着自己对曾经生活的地域的认知而从未融入这个地方。”[5]到了现当代，求生存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对困难的自然生存环境的斗争，而在于对压抑心理和精神的传统的抗争，此时的他们已经深深的了解到了地域的差别，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环境，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精神和命运。《逃离》中所描写的生存环境就很典型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逃离》中女性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甚至它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也是带着一丝灰色：阴雨连绵的天气、阴暗的街道，晦暗的墙壁。她们受传统文化的束缚，默默忍耐着生活的不平等,精神上的孤独与心灵的放逐。精神上的压抑、生活上的不平等和自然的状态使这些女性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开始审视自己的未来。求生存的状态指向了自我心理和精神的解放。
(二)生存环境对女性思文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影响
《逃离》中第一篇“逃离”便是在这样一种压抑的氛围中展开。从贾米森太太回到小镇，便有一种灰色的气氛围绕着这个小镇。然后不管是叙述卡拉戴着澳大利亚宽边旧毡帽的朴素穿着，还是叙述她养马的情景，都有种与现代隔离的厚重感，仿佛回到了原始的村野。但是贾米森太太乘坐飞机回到小镇、卡拉克网购、卡拉和克拉克通过现代宣传手段——广告来宣传骑马培训班的时候，我们又仿佛从古老而传统与世隔离的村落回到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现代文明的世界。她们已经不是生活在狭隘小镇上，只为了吃饭问题而生活着的存在，现代文明已经对她
们的精神气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她们想脱离男性主导的社会，想追寻真正的自我，更想做到独立。”[6]
在居于一隅的求生存求安宁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女主人公们的生活除了生存、家庭、婚姻再无其他，宛如玩偶似的处处依附于丈夫，依附于家庭，依附于其他人。女性的勤勤恳恳与附和传统，“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的“女性气质”反而成了她们苦闷与压抑的来源。[7]这种苦闷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得愈加尖锐与突出，软弱、自我压抑、自我逃避的传统姿态已经无济于事，女主人公们不得不开始思考现实与自身处境。她们从依附、压抑开始选择反抗和追求新的自我。但是她们的反抗并非是出于主动地，而更多的是一种本能地，无意识暂时地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很大的迷茫和不确定性，冲动而且不够理性。从女主人公卡拉“逃离”故事里可见一斑。她感觉迷惘，她想要挣扎，想要从过去那种沉闷的精神状态解放出来，于是她选择逃离。逃离父母，是因为觉得正是在这样传统的家庭束缚了自己的成长；逃离家庭，是因为觉得和丈夫在地位上不平等。逃离的过程中，卡拉是自由的，她也感受到了自己与丈夫的平等，觉得自己很重要，懂得顺从自己的心。可逃离并没有让她获得轻松与快乐，反而加重了她的苦闷。她不知道自己究竟逃离了什么，抑或是逃无可逃。于是她更加迷惘，加上本性的怯懦，内心挣扎一番最后还是不得不重返“藩篱”。她的出走获得的只是与丈夫克拉克相互妥协而来表面和谐，夫妻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就如最后卡拉说在表面的平静快乐生活中，就像一根刺深深刺在心中隐隐作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从女主人公行为中看到了她们极力地摆脱过去的束缚走向未来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