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金大奶奶》侧重以青少年的视角分析“情感渴求的艰难”，白先勇早期作品《我们看菊花去》则是直接将“我”作为“情感渴求”的主角。小说中的“我”以“看菊花”为由，送姐姐看病，结果，姐姐留在了“精神科”，“我”却去看了菊花。作品开头并没有介绍姐姐所得的疾病，但根据姐姐怪癖的言行我们可以推知一二：“姐姐的大衣钮子扣错了，显得更加臃肿，身上的肉一览无余；袖子也没有整理好，露出了里面的毛衣袖口。也忘记取下头上的发夹，还有两三个吊在耳朵后面，每当她说话的时候，那些发夹就会甩来甩去，头发也是一团糟”“‘你答应了的啵，弟弟，两条鱼！咪咪，你听到了吗？’姐姐亲了好几下猫咪的鼻尖”  姐姐的言行恰似一个儿童，但在后文中，姐姐又与“我”追忆了年幼时的生活，“我”则在深爱姐姐和将姐姐送入医院神经科中矛盾徘徊。但是，姐姐终究是“病人”，等待她的是“和监狱里一样的”“一扇大铁栅”，“我”也陷入深深自责中。 作品中的“我”和姐姐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们却无法沟通、理解，他们沉浸在两个不同的情感世界中：甚至作品中的“我”要用欺骗的方式，即欺骗姐姐去看菊花这样的方式带姐姐去医院。《我们看菊花去》是一篇自传体抒情散文，文中的“我”其实就是白先勇自己。姐姐的原型就是白先勇家排行第六的“明姐”。明姐与白先勇关系最好，在童年时经常一同玩耍，在白先勇生肺病被隔离时，明姐也经常去看望他。然而，白先勇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父亲白崇禧征战沙场，无法照料，全靠母亲马佩璋照料“然而子女幼年时对母爱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贪婪无厌，独占排他” 。 明姐由于成绩并不优异，长相也没有其他几个女孩儿那么俊美，在家中并没有受到极大的关注，心中压力也很大。“一九四八年我们又开始逃难……可是我常常可以听到明姐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紧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不懂得如何安慰”“明姐很寂寞” 这些都是白先勇和明姐的情感隔阂。明姐生病之前，白先勇无法走进她的内心；明姐生病之后，白先勇更是无法走入她的内心。《玉卿嫂》的主人公与《金大奶奶》中的主人公同名，这并不是巧合，在一定程度上，这两部作品也属于自传式的作品，因此也就是白先勇内心的体现。文献综述

（三）边缘化青年

正是因为同性恋是在当前的社会中是被大众所鄙夷的，所以在白的小说中出现的同性恋青年个性比较孤僻、行事不符合常理。

《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非常迷恋班长魏伯飏，拒绝了唐爱丽，并通过对其在新公园的表现来看，他也是少年同性恋者。他的学习一直较差，又不合群，父母对他也很失望。17岁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社会性”、“动荡性”，他渴望独立的同时，也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理解。然而，分析文本可得知，杨云峰“社会化”的过程并不顺利。一方面，在学校环境中，杨云峰由于学习不好、体育不好，总是受到老师的批评，而他长相清秀，性格孤僻，总是受到同学的嘲笑，和同学合不来；另一方面，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对他的学业要求很高，总是一副威严的家长面貌，并不关注其情感需求。而他的母亲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他。杨云峰总是受到也整天很“孤寂”“抑郁”，直到遇见了班长魏伯飏。但是，面对别人的议论和嘲笑，班长最终离开了他。之后，他与唐爱丽之间的关系又被同学误会、嘲弄，使他更加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逐渐“边缘化”，最终出现了新公园里的行为。《寂寞的十七岁》更多的是通过描写社会对同性恋少年的态度，这是作者首次站在社会性的角度，来探索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环境。“人类之间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包容，求同存异呢? ”白先勇的疑问正是当下社会如何对待边缘群体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