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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庸之道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
中庸哲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情感表现形式和叙事结构形式，从而决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美学风格。中国古代艺术在儒家倡导的中庸哲学的熏陶下，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与节制，向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温婉柔情和温柔敦厚的含蓄有致。
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一种宁静淡泊的闲情雅致。所谓“中和”，就是适中和谐，照古人项穆的解释，“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不乖不戾是也”。[1]强调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的朴素的和谐，强调按照一定的文化法则把多样或相反的因素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论音乐须五音配合，八音克谐；谈绘画当“错画为文”，“墨分五彩”；讲书法要长短曲直中国艺术门类众多，源远流长，作品表现出来的风格韵致也千差万别。
（一）中庸之道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以《诗经》为例，如果我们站在中庸视野下解读儒家五经之首《诗经》，就会发现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闪烁着中庸思想的智慧光芒，诸如追求中正，崇尚中和，讽刺偏颇，讲究变通等等。《大雅•大明》称赞周文王“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小雅•鼓钟》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都指出了君子身上的中正美德。《小雅•裳裳者华》末章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2]意思是在君主左右各置一个辅弼，以使行政不至偏颇。下面看《大雅•假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致致。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此诗四章，是群臣为周天子颂德祝福的诗篇。“假”通“嘉”，嘉乐，赞美喜爱之意。诗中称颂周王美德显著，一切合宜：他德合庶民与群臣；他既端庄又坦荡，作万民的君主很适当；他从不犯错不迷狂，遵循先祖之典章；他不怀私怨与私恶，诚恳遵从众贤臣，治国从不懈怠。所以能享受无穷福禄，为四方之准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以上赞颂固有溢美之处，但却反映了古代人民在中庸思想指引下对贤君明主的期待。《商颂•长发》是宋君祭祀王的诗，共七章，在此选录第二章：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宠，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第二章赞颂商族始祖玄王（契）的丰功伟绩，揭示其治国的原则是奉行“执中”原则：不论统领小国还是大国，都能政令畅通，遵循礼法不越度，巡视民情敦促实行；第四章赞美商汤既不与人争竞也不屈从，既不强硬也不软弱，施政温和宽厚；第五章赞颂商汤能镇静地对待突发事故，既不震恐也不动摇，既不惧怯也不惊扰。总之商王一切都做得都是那么得体合度，中正无比，因此拥有福禄，成为诸侯表率和依靠，四海顺服齐一。故孔子誉商汤为“和之致也”，孟子也说：“汤执中，立贤无方。”
《诗经》在情感表达和审美风格上也颇具中和之美，《周南•关雎》堪称典范。诗中的君子渴慕淑女到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程度，但在审美风格上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解释说：“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伤于正。”以礼节情，充满理性，是《诗经》所崇尚的抒情原则，但由于作者众多，情感不一，风格亦不可能一律温柔敦厚。适应内容表达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风格与形式何尝不是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