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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庸之道对国画的影响
在世界绘画史上，中国山水画以沉静典雅的突出风格独树一帜。其“宁静”之美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由该民族的审美取向所决定的，而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审美取向又是与该民族的文化氛围和哲学取向密不可分的。根据朱自清先生的考证，“中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孔子倾向于情与理和，庄子主张心与物和。从唐代以来，旨在探讨“意”与“象”关系的“意象”美学范畴日益受到重视，朱熹更是专门研究了“理”与“象”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伦天理”的“理”，就是一切事物的“体”，而显现每一事物的“象”，则称之为“用”。用他的话说：“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3]显然这一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于对事物的两极兼容并蓄，而它所要求的做法亦完全异于西方思文中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既兼顾此极又兼顾彼极。用现代式的语言表达，就是美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做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以最终达至“允执其中”的目的。
从本质上讲，中国画艺是从内向外、由外而内循环颐养的中庸文化，而中庸观不仅是为人之道，而且是从艺之道。在讲究“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关照之下，传统艺术的创作形态要求艺术家既要“会意也尚巧”，又要“为物也多姿”，以寻求审美的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景”的和谐统一。这种审美理想直接表现在绘画艺术中，造就了中国传统绘画既不刻意摹拟客观自然之形，又不让主观审美情思超离视觉形象依托的绘画创作思文和语言表现特点，进而形成了中国画独特的写实传统——“应物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