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上海之精致，是慢下来把生活过出情调，过出趣味。生活于城市中的上海人是集大成者，这可在作品中上海人言语的涵蓄以及对食物，装扮与家居的精致上体现：论文网

其一，上海人会将精致用在雕琢话语上。上海人的言语凡出口前已在心中千百般盘算琢磨，如此出口的话便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意味却还得细斟慢酌。如《长恨歌》里王琦瑶和毛毛娘舅各怀心思试探性的对话，“他们的问与答便像双关语的游戏，面上一层意思，里头一层意思。”[8]朦朦胧胧又经得起暧昧。不仅如此，上海多的是善于在话里捉迷藏的人，严师母、富萍的舅妈、欧阳端丽等都是上海人的典型。带着一种周旋的意味，上海人把欲言之语罩上一层黑纱，只透射出隐隐的光亮，而懂得这一番用意，是再一种细腻心思了。

其二，上海人对吃也是极为讲究的。王琦瑶在招待严家师母一行的牌友时，特地买了一套镶着金边带盖带托的茶具，小小的一份酒酿圆子，也做得珍珠米一般大小，没有一粒稗米。下午茶每天还“动足脑子，努力翻出新花样。”[9] 吃作为消遣生活的一部分，自是马虎不得。能精致一寸便不精致三分，这就是上海人在吃上更是在生活上的情调。

其三，上海人又乐于妆点自己。他们注重穿着上的考究，《妹头》里妹头的妈妈也舍得在这上面动心思。平日里，她是家常的打扮，但也绝不失贤淑与妩媚；出门时，又俨然是一副正式的装束；夜里时分，则是细致到袖口、裤边也绣上花样的绸睡衣裤。正是在这个城市背景一样的精致下，才能作育出如此不厌其烦的闲情。观《长恨歌》里王琦瑶的一生，也不枉在服饰上花心思。且不说她年轻时所挑所穿得件件衣服都内含心意，即便老来，在薇薇的时代里，她尚能用心到衣裙的一个裥，一个针脚，千分之一毫的色泽上，为的是穿不入俗流的衣装。上海人追求精致美的心是不老的，没有年纪，是在上海这个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再者，在王安忆的市民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会在头发上巧花心思。无论是妹头，还是王琦瑶，甚至是《富萍》里女中的学生，有烫头的，有在大众流行中另辟蹊径的，都可以见得琢磨过的心思。

其四，上海人家里的家居更是匠心别具，不是大大咧咧，没有大刀阔斧，而是追求一种细处的心意。凡被子、垫子、枕套是绣花的，讲究样式的多样别致，又注重色彩的映衬搭配。在《妹头》中，妹头用的便是荷叶边绣花的枕头，贴花镂空的鸭绒被。上海人关注的是怎样将生活过出精致来，这精致是流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也穿梭着弥漫在城市一条条一排排的弄堂里。文献综述

与王安忆一样，池莉的小说中亦有一个城市镜像，即为武汉。池莉之于武汉，有如王安忆之于上海。池莉生于湖北，但并不明丽的童年经历，加之她在二十岁前便来到武汉，生活于武汉，所以在和池莉有所交集的城市中，武汉可谓最进入她精神世界，也是最滋养她文学创作的文化土壤。池莉希望“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重建想象的空间”，武汉便是她的“想象空间”[10]，她乐于在这个背景上构建她的市民小说，在其中汲取叙写日常生活的经验。但上海与武汉这两个都市的质地是有区别的，与上海的小资化不同，武汉是更世民化的。基于不同的城市质地之上，日常生活的书写必然不会相仿，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以“武汉”形象标识，是市井味十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