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人大多由北方氏族南迁而来，具有北方人勇猛的遗因。汪林在《天台人性格初探》中如是写道：“天台人绿林味浓，历史上就出现过如周永广、余鲁才、陈天保等绿林好汉。戚继光抗倭时，天台城男女老少倾城出动打击侵略者，留下一座有名的‘打倭桥’（又称打拘桥）；抗战时期组织志愿兵团，天台小县参军人数竟是全省第一。其中阵亡将士213人。……天台人有句话说：‘看讲得着还是讲不着’，‘讲得着’可以为你钻落粪缸底，‘讲不着’一根毛也不给你。至今，天台民间发生纠纷，往往是先打架后‘讲事’（调解），普遍认为钱化点不要紧，‘讲事’输掉也无妨，架则一定要打赢。究其原因，就是为了‘一口气’。这也就是天台民间械斗之风的根源。” 由此可推知，虽在新中国成立后，法制的观念被广泛宣传，但是这一种与传统封建宗族社会迥然不同的行为准则还未被天台山区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的观念里，依然认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武力上的胜利则是一种无上的尊严。故而，在苍山事件爆发之初，灵溪、下峧双方就没有想过通过法制和协商的手段来解决这一矛盾，而是承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谓规矩行使，勿论对错，先从武力上来一决胜负。

天台一带的习武风气异常浓厚，由此更是塑造了尚武的精神。在全国享誉盛名的皇都南拳便是出自天台，至今白鹤南都人都自幼研习南拳，可成一乡之风气。据《天台县志》记载：“旧时，全县较大村庄，都设有拳坛，农民在弄些季节集中到拳坛练拳，儿童从七、八岁开始练拳。” 而1500-1901年间，天台共有14人高中武科进士，其中妙山居的陈桂芬中武科状元被称为“南国武魁”。由此可窥天台人的习武风气。

2、浓厚的宗族观念文献综述

天台的民风原本就十分强悍，又因为地处东南丘陵地区，山地较多，因此天台的宗族往往形成聚族而居的情势。而这种聚居又加强了宗族内部的联系和凝聚力。因此，在天台的宗族之间经常可见串联宗族和结为义家的情形。一般来说同宗而不同族的会互换族谱、家谱，有的也会合谱。而与本宗族有较好的往来关系而不同姓的宗族之间会结为义家也即美族关系。

械斗则是这种宗族关系负面影响的集中展现。据当前可考证的资料记载自清朝至今在天台发生过大大小小不下十数次有造成民众伤亡的械斗。倘若一族的人被外族所欺负，那么这一族的人就是必会合族与外族相抗衡，其实考之原因，这些宗族械斗多是由较小的争端引起，继而扩大的。故械斗也可说是天台人的一种乡风。关于天台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的械斗，不仅可见于史料中，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例如：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许杰就曾在其短篇小说《惨雾》中描写了天台民国时期始丰溪两岸两族发生的大规模械斗，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苍山械斗事件也无疑受到这种宗族观念的影响。追溯灵溪、下峧两村的族谱可知，两村均由北方望族南迁卜居。苍山灵溪奚氏，先世居安徽宁国，唐时先祖奚敬奉任台州刺史时其子奚承芳为避战乱于天佑年间（公元904年—906年）隐居灵溪。下峧周氏先祖系晋朝东阳玉山周普，官海州次刺史。公元329年苏峻作乱，周普由泽浦避难天台欢岙，至十三世祖周肖迁居下峧。北方望族的宗族观念犹胜南方，故而如奚氏、周氏等世祖因避难迁居南方，其长久以来形成的封建宗族的观念却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宗族与宗族之间结为“美族”关系，村与村之间结为“义村”，这两种情况在灵溪、下峧所在的苍山区极为普遍。因此，可以看到当灵溪、下峧两村发生冲突后，两方各自以“王、汤、戴、奚”与“许、鲍、金、周”为阵营展开械斗（不同村落之间的结盟大多是为了拱卫自身的利益，譬如峇酋许村与大横汤姓因山林归属问题历来有纠葛，而下坊许姓又与王务王姓历来有矛盾，峇酋许与下坊许又是同宗，因此自然将大横汤姓何王务王姓推向敌对的阵营。）最终造成械斗的规模不仅涵盖整个苍山区，甚至影响到临近的三门、临海、宁海等县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