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季元死后，她从张季元的日记里了解了他的理想，他的“大同世界”以及他和母亲与自己之间的不伦恋情，“秀米觉得身外的世界虽然藏着无数的奥秘，却始终对她保持缄默。她宛若置身于一处黑漆漆的封闭的屋子里，只能凭借暗弱的光线，辨别屋子的轮廓。可阅读了张季元的这本日记，就像突然间打开了天窗，阳光从四面八方涌入屋内，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  张季元的出现似乎给秀米封闭的生命一度带来外界的微光，但很快就随着张季元的死亡和他与母亲不伦恋情的曝光跃入更黑暗孤寂的深渊。秀米因此心灰意冷，自我放逐，但她的命运再一次因为她在成亲的途中被花家舍土匪绑架而改变。当爱情这个支持秀米活下去的借口难以为继，秀米变不自觉地把这种动力变为了。在花家舍这个土匪窝里，秀米意外地看到了父亲的“风雨长廊”梦想在王观澄的努力下变成了现实，虽然花家舍土匪帮因为权力斗争覆灭，但是王观澄的思想在秀米的心中生根发芽。在秀米看来，“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那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 ，实际上是秀米觉察到了他们三个身上共同的“乌托邦精神”气质。秀米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隐秘的理想主义“疯狂”气质，之后又受到了张季元的“启蒙”，而在花家舍所见证的“桃源梦”的实现，使秀米坚定了实践“桃源梦”和“大同世界”的理想。陆秀米的乌托邦追求实质是陆侃、张季元和王观澄三人理想的结合体。

无论是王观澄，还是张季元和秀米，他们的乌托邦实践均以惨败告终，因为他们的乌托邦设想和实践都是缺乏理性的，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欲望”与政治无意识的冲动。“作为一种本体性的精神冲动，这种乌托邦冲动内在于每一个有正常心智的个体（主体）的生存结构之中；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阶级（阶层、团体、集体），每一个民族都有着与自身历史、社会现实相互动态制衡的乌托邦。” 无论是接通每家每户的风雨长廊，还是“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的笑容一样多，甚至就连做梦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设想都毫无实现的可能性，无论是陆侃和王观澄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中桃花源式社会图景的效仿，还是张季元和秀米的“绝对平等”，这种极端的“大同”理念，全然忽略了人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是违背人性的行为。而以张季元为代表的党人，他们心中描摹的新世界的蓝图也暴露了非理性的一面：“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他想和谁成亲就和谁成亲。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和他的亲妹妹结婚。”  这样的理想诉说实质上是在的高亢大旗下对私欲的发泄。还有他们颁布的“十杀令”，连妓女和缠足的妇女都要杀，如此罔顾人性，充分体现了的暴力血腥，激情背后的非理性和反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