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拿着潜心五年完成的巨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回家时，却撞见自己的妻子和李广智偷欢取乐的尴尬场面。面对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他不但没有生气，甚至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此时，杨科所想到的仍然是高校体制所认可的学术资源与地位，他内心自我的价值和是非观念已在这种体制内的消磨中完全扭曲。因此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跪下恳求他们下不为例，正如文中所言“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 。在权利面前，杨科近乎本能的恐惧，以一棵树来自比，将自己想象得十分渺小，显得异常软弱。伴随着对权利近乎本能的恐惧，杨科的角色定位也显得异常混乱。在通奸事情过去后，他反复追问妻子与李广智偷情时的细节和次数，甚至“不停地想着李广智和茹萍在一起时，他们在床上的姿势与动作，方式与方法，想着李广智有哪儿和我不一样，想象他哪儿可能比我强” 。其角色身份完全混乱，面对这种无耻行为，他竟然不是生气，而是自惭形秽和艳羡。而在这之后，杨科参与了一场抗击沙尘暴的事件,当他发现整个学校需要的并不是 “抗风拒沙”的英雄而他的行为也没有被认同时，他放弃了尊严，同意以自己送进精神病院为条件来获得职称、住房等物质利益。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无法寻求认同与维护尊严的杨科选择逃往家乡耙耧山脉。回到家乡的杨科利用谎言掩饰自己在京城的失落，以教授、知识分子的地位获得了村民们的尊重和爱戴。他以虚无的幻想企图从玲珍和她的女儿小敏身上获得被爱和被尊重的精神安慰。甚至他乐在其中地以知识分子“保护弱者”的本色劝天堂街的妓女们从良。其精神上的软弱、虚伪可见一斑。伴随着对权利近乎本能的恐惧，杨科又极其渴望拥有权利。在他看来，高居于村民们之上的令人仰慕的“教授”、“专家”的学术头衔本身也能成为权力，这也成了他为所欲为的特权，就像清燕大学的副校长李广智一样，可以有霸占杨科妻子赵茹萍的性特权一样。因此他凭借着这所谓的特权在小敏洞房之夜杀死了新郎李木匠，在他看来“不识大字”的李木匠根本没有权利结婚，更不论有权利和自己爱的小敏洞房。而且李木匠的李姓也成了杨科泄愤的借口。对李广智强权的谨小慎微和自卑自虐，都化为了他对李木匠的蔑视与痛恨。没有名利的李木匠注定是弱者，是强者李广智的替罪羔羊。由此，杨科对权利、地位的崇拜以及精神上的软弱达到了高峰。一个名校的教授竟然沦落为了杀人的在逃犯。文献综述

当杨科在逃亡途中发现诗经古城后，他回到学校向校领导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这个诗经古城要以杨科的名字命名，二是成立一个由他当所长的诗经学研究所，并由他直招诗经研究生博士生，三是校方把他的成就荐报诺奖委员会，他将把全部奖金捐给学校作为清燕大学学术奖的基金和奖金。这时的杨科以学术的名义捞取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名与利，学术于他已成为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由此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让位给了实用主义和明显的工具主义。因此在他所建立的“乌托邦式”的诗经古城中，即使只是给妓女、教授分配睡觉的机会，他也觉得自己获得了莫大的光荣与责任，他已经在权力的欲望中彻底沉沦。

    由此杨科的一系列行为也就迎刃而解，例如对权利近乎本能的恐惧、受伤后不愤怒反觉得自己有愧，逐渐向实用化、欲望化、动物化的堕落，生存方式是逃避而不是反抗，都是因为杨科本身的软弱，缺乏精神上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