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悲观主义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定义，总的来说悲观主义作为一种与乐观主义相对的人生观，代表人们对于不同类型事物的一种选择倾向性。作为一种人生观，它与一时产生的或一段时间内的悲观的态度或思想不同，它具有一种恒定性，贯穿于悲观主义者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体现在其认知的环境、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对待自身的相对恒定的认识与情感上。个体的悲观主义势必会影响到其认知的环境、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对待自身的相对恒定的认识与情感上，当然也包括其作品。“小说家要受到自身偏见的左右……无论他如何努力地保持客观，都会依然受控于他自身的癖好。” [1]（P58）那么，作家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源于其自身的悲观主义，在我们分析作家的作品中的悲观主义思想的时候不妨融入作家个体的经验与思想以便于更深刻地剖析其作品中的内涵。

二 悲观主义的表现

福楼拜说：“我一向禁止自己在作品里写自己，然而我却在其中写了许多。” [2]（P441）从作品中删去作者的意见，不是从作品中删去作者的性情。福楼拜的“冷静细致”的风格带来的是其对于自己作品的自信，在一八五七年二月答复尚特比女士的信中说道：“《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这里我没有放入一点我的情感或者我的存在……”这是从作家对于选择的材料、表达方式的掌控权而言的。殊不知，作者创造的恰恰是一种符合人生的真实。孟宪义在评价这种艺术真实时说道：“这种真实是永在的，普遍的，艺术的最高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而普遍的真实，作者自己也许包含在里面，然而仅仅包含在里面。” [2]（P44） “但是决定艺术的真实，却是它的创造者的性情。……所以最后，却在艺术家各自的禀赋。根据着他深厚而矗立的性情，他生活着，经验着，而且再三地经验着……”[2]（P45）福楼拜的技巧便是于“冷静精致”的语言叙述中，把自己的性情于无形中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不是把整个的自己硬生生地放入作品中去。正如福楼拜自己所说：“所有杰作的秘诀全在这一点：主旨同作者性情的符合。”理清楚作者本人性情同其作品主旨的关系，更有助于之后具体分析作者本人的悲观主义同其作品中的悲观主义的联系。

福楼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感到绝望，他看到十九世纪以来的历次都不能改变社会的庸俗恶劣的风气，认为这样下去就会“无可救药地完蛋。”于是，他的小说的结局不是悲剧，就是失败:《包法利夫人》以女主人公的死亡结束，《情感教育》以莫罗的一事无成穷愁潦倒结尾，《萨朗波》以男女主人公的死去告终，《纯朴的心》最后写女仆在悲凉的气氛中病死，《布瓦尔和佩居榭》更是充满了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悲观情调，《圣安东的诞惑》则发出地球上“布满了恶”，“世界真可憎”的怨诉。

福楼拜从当代生活题材转向古代，也有悲观厌世的原因。在写作《萨朗波》时他说:“出于对周围世界的嫌恶，为了摆脱丑恶的现实……绝望之余，我躲进历史的奥妙中去，正像别人用醇酒陶醉，我用古代的事物来陶醉自己。” [1]（P32）他在写作《圣安东的诱惑》时又说:“死尸的恶臭还不及从人的嘴里呼出的臭气那样令人厌恶。我极力想置身于《圣安东的诱惑》之中，以便忘却我的同时代人。” [3]（P62）然而，他在古代所得到的依然是悲观绝望。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啊!法兰西!尽管这是我们的祖国，但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忧郁的国家。我感到自己漂浮在覆盖着它的愚蠢的波涛上和吞没了它的白痴的汪洋中。我感到诺亚方舟上的人看见大海不断上升的那种恐怖。”“这种悲观主义的根源，在于福楼拜未能认识到丑恶的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病，他想加以救治，但苦于找不到药方。他囿于私有制不容改变的阶级偏见，于是便只能陷入绝望之中。” [3]（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