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内报人队伍的壮大和报业的发展，在精英报人的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女性也开始重视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正如秋瑾所说,具有“左右舆论”的能力，担当“监督国民”的责任，“非报纸而何”[ ]。19世纪90年代末，报界开始有了女性的身影。我国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学报》创办之时，潘璇曾感慨当时女子办报是前所未有之事，“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 ]，之前办报的多数是国内的乡绅商贾及外国的传教士，女子办报这一新现象颇令人感到稀奇，这打破了女子言论的禁界，使得女子也能“唐唐皇皇的讲论女学”，女性也能够畅所欲言了。女性开始创办报刊，这改变了国内报业人士都是男性的局面，从此女性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2。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兴起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兴起。近代中国女校最先由西方教会引入，然后由国人自己创办，最后实现法制化。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由英国人创办。之后，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中国女子教育问题得到国人重视，女子教育程度被视为判断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振兴女学成为扭转国运的重要途径。知名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先生曾论及当时各国女学发展与国力强弱的关系，观察到美国是西方富强繁盛国家的代表，日本是东方新兴发展国家的代表，而这两国都大力倡导和推行男女平权，女学兴盛发达。因而得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5]的结论，又思及中国女学发展的现状，担忧中国女学不兴，教化落后，民智缺乏，国家会危在旦夕，呼吁“若是夫中国之宜兴妇学”[ ]，认识到中国女学问题亟待解决。梁启超等人看到了中国兴办女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参与筹办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校——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会书塾)，该女学堂于1898年6月1日正式开课，这是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开端。清政府又于1907年颁布了中国首个女学章程，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初步获得了合法地位。

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数万的知识女性，为女报人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些知识女性正逢好时机，当时中国正掀起介绍西方民主学说的热潮。很多知识女性受到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具有了新的知识结构、新思想和新观念，知识女性开始觉醒。她们开始从事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争取女性更大的权益及解放，发挥自身更大的社会价值。办报成为当时一些知识女性从事的社会公共事业之一，参与报刊相关工作的知识女性不在少数。女子报刊的数量也增长迅速，十年间约出现近40多种，女性参与了筹资、撰稿、编辑、发行者等工作，她们通过报刊发表言论，从此舆论界有了女性的声音。

（二） 女报人群体的初步形成

清末民初，女报人群体初步形成。最早的女报人出现于维新时期，维新变法失败到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了女报人办报的高潮。文献综述

最早的女报人出现于维新前后，诞生于维新派办的报纸之中，逐渐独立创办报刊。据现有资料，唐同薇最早参与新闻工作，作为康有为的长女，她于1897年在维新派创办于澳门的《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此外她还是此报的撰稿人之一，在第32、52期首分别发表了文章。1898年5月11日裘毓芳协助其叔父裘廷梁创办了《无锡白话报》，她以梅侣女史为笔名担任编辑工作，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裘毓芳可称是我国第一个参与办报的女性。在戈公振看来，我国报界女性中“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 ]。1898年7月24日，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等人在上海创办《女学报》，并担任编辑，这份报刊完全由女性独立创办并面向女性，主笔是清一色的女子。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在上海主编《女报》，该报被称为《苏报》女性版，随《苏报》附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女报人，康同薇、裘毓芳和陈撷芬她们诞生于维新派办的报纸之中，吸收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她们参与报刊活动，表达了救亡图存的愿望和妇女解放的声音。与此同时，她们在办报中得到了锻炼，培养了基本的新闻工作技能，为之后从事妇女报刊活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后的女报人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