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身来讲，他的苦难式描写的根源在于作者在成长中的遭遇，作者一直都说自己是一个劳动者，从言语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也成为作者创作的核心。他也曾说过，如果把当时的创作和劳苦人两者联系起来，作品就会有愤怒，有激情。，“劳苦人”一词是一个有阶级色彩的词语，我来自底层大众，苦难是有一定的性的味道。因此受活庄里的苦难描写的方式往往都是向外发泄的，文中到处都表达出愤怒、绝望的心情。面对这些个艰难困苦，自然就呈现出平凡而顽强的生命，于是，人的顽强生命力，人的互助互爱、人的爱恨情仇都在一些作品中呈现的生存苦难中表现出来，这是苦难叙事的一个情景。[3]（P33）在《受活》里，已经很不幸的残疾人，无可避免地经历着“黑灾”、“红难”等各种磨难。阎连科对磨难的叙述几近到了精雕玉琢的地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饥饿还是疾病，作家笔下的人物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4]（P43）这种苦难式的描写是写作苦难的突出特点，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底层人民中国本土的小农意识。

三 底层意识的表现方式之三——乡村权力的极端化呈现文献综述

权利的极端化展现是底层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主要通过权力的运行方式来呈现权力的极端化。尽管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社会体制的完善和改革，但在农村，政治制度并没有达到透明化和民主化的程度，所以“乡村权力”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得到的政治武器，这种它可以让拥有它的人变得身份高贵，和没有它的无权者的低微形成强烈的对比，是底层人身份的象征。权力简单来说，社会上有人发号施令，有人服从。受活中的运行方式就是受活人受制于柳县长的权力，受活人服从柳县长的领导。受活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对权利，也只有害怕，长久下去，便会发展为存在中的威胁他们的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会感到害怕，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的厌恶它的存在，又何谈沈从文理想的湘西世界，对人们的心理产生极大的阴影。在《受活》 里，“政治狂人”柳鹰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一切，竟然使用非常手段：竟然让残疾人伤害已有残缺的身体为代价来挣钱，其实是想给自己一个封号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升职，他可以让村妇去陪村干部睡觉……《受活》中他当上县长后，又给自己定下了宏伟目标。因此作品中有一个村民购买列宁墓的细节，它如同一个政治笑话。通过买列宁遗体的政治戏耍，能隐约感受到这个柳姓主体对权力眷顾的渴望，哪怕是死去的权威，也要把“他”请回来。当“受活庄”的残疾人作为无用的人生活在“受活庄”的时候，他们得以过着自主自在的隐居生活，他们得以保持自己善良的、纯真的本性；可是受活人他们的“特殊才艺”被柳鹰雀发现，利用他们的“特殊才艺”，把他们变成了赚钱的机器，人们开始也得贪婪、猜忌、世故，他们无形之中丧失了真正的快乐和本我的天性。这些都归结于所谓的“外部权力”，也就是乡村权利，底层意识在这种乡村权力的压制下表现的更为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