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这些校训，做一个简单的中西方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著名的西方的大学校训集中突出了两个词——“真理”和“自由”，这与中国强调的偏向儒家育人的思想是存在着本质差别的。龙应台本人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因而她能够敏锐的察觉到东西方之间学校教育的差异，而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体现，更是公民教育的体现，是中西方教育理念之间的差别，是儒家理念和自由科学之间的差别，各有千秋。而龙应台兼收了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于一身。

（二）工作环境中的人文视角

龙应台一向重视人文情怀，初到香港大学担任教授，在《大学，如果没有人文……》一文中向港大的同学们介绍了“冷血”的张爱玲、散步的朱光潜、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向同学们发问，在今天一万四千多名的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有多少人读过他们的著作？还有多少人能传承这份人文精神？诚然，港大有着悠久的历史，培养出了无数社会精英，他们在政府、律界、商界、医学、经济圈等方面发光发热，但是如果你了解港大的历史，知道港大曾经有过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人物，你会察觉到港大其实是有了一个人文断层，她十分重视且痛惜大学里人文精神的断层，因为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源泉，不仅是政、法、医、商，大学还需要承担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才培养的任务。她希望港大能培养出自己的文学泰斗，而不是南来北往中香港的过路者。因此她向同学们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比较小的，希望港大花一笔小小的经费，对港大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研究调查，让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现……”[2]“另一个建议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严肃的投资，把原来就有的，从朱光潜、张爱玲、许地山，所一脉相传的人文传统，重新焊接，重新出发。”[3]

（三）批判语境中的反思视角

    除了思考，还有批判。

龙应台在《幼稚园大学》中描写了当时学生的一些普遍特征，不敢与老师交流探讨、不敢质疑自己的期末成绩、没有独立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甚至连独立处理受伤、迷路这种小事的能力都没有，让人不得不去愤怒，这种“台湾哺育式、育婴式教育”让学生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机器人中学》一文中，学校给学生制定了许多行为规范，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个性受到极大的束缚，“使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像工厂生产线制造出来的机器一样整齐划一”。[4][p2]她极其反对当时台湾各学校中的高压管教，教育者强制要求的自我权威极大的扼杀了学生的自主性，“他们在智育中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5]

在《不会“闹事”的一代》一文中，龙应台回忆了高中时学习“三民主义”的一个情景，课本中有个结论叫“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她对这句话有些困惑，她问老师“为什么”，老师的回答是：“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这样的应试教育如今回忆起来应该称之为“臣民教育”，教育者习惯给学生定论，不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会鼓励孩子养成勤学好问的习惯。“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我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和独立判断的能力。”[6]